在晋南稷王山麓的黄土沟壑间，堆云洞不仅是一座隐于云雾的千年道观，更因两次秘密革命会议，成为点燃晋南红色星火的精神地标。这两次会议在白色恐怖的绝境中凝聚力量、指引方向，为河东地区革命事业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一、会议背景：白色恐怖下的革命据点崛起

堆云洞的革命荣光，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与深植人心的革命根基。这座始建于元代的道观，坐落于稷王山麓黄土沟壑间（今夏县城西 25 公里水头镇上牛村洞沟），蛇虎、石健二涧环绕两侧，独岗孤耸且洞阶相连，建筑群层叠如云朵簇拥，雨后云腾雾绕，隐蔽性极佳。其 “房上建房、院中套院、洞里藏洞” 的独特构造，既被誉为 “道家仙境”，更因革命年代的特殊使命，成为远近闻名的 “晋南革命摇篮”。

1922 年秋，怀抱 “教育救国” 理想的留日归来学者嘉康杰，看中此处地理与建筑优势，筹资整修后创办 “平民中学”，提出 “劳工神圣 平民自觉” 的办学宗旨，聘请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任名誉校长，广招北方九省贫寒学子 1200 余人，不仅传授文化知识，更系统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与革命理论。这所学校虽于 1925 年冬因激进革命宣传遭阎锡山查封，却为晋南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成为运城康杰中学的精神源头。查封后的堆云洞并未沉寂，三拐窑被改造为秘密印刷厂，水井挖通为逃生密道，磨坊、粮仓皆化为掩护设施，悄然成为白色恐怖中的革命庇护所。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蒋阎反动集团在山西推行残酷 “清党” 政策，晋南 36 县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党员从 500 余人锐减至数十名活跃分子，上下级联系完全中断，不少党员被迫脱离组织，部分人叛变投敌，省委特派员郭巨才、共青团山西省委书记周玉麟等骨干先后被捕，河东地区革命陷入 “最困难时期”。绝境之中，堆云洞凭借三大优势成为中共山西临时省委重建河东党组织的唯一选择：一是隐蔽性强，易守难攻且便于紧急疏散；二是群众基础深厚，平民中学培养的千余名骨干遍布晋南各县；三是地理辐射力广，地处晋南中心地带，可高效联络周边 36 县党组织。

二、第一次会议：1928 年 6 月 河东地区党代表会议 —— 河东特委的诞生

（一）会议筹备：周密部署筑防线

结合山西党史网与夏县人民政府史料考证，会议实际召开于 1928 年 6 月（部分史料误记为 4 月），为期 3 天，特意避开阎锡山部队定期巡查周期。夏县、闻喜、解县、安邑等 13 个县的 20 余名党员代表秘密参会，核心组织者包括嘉康杰、冯彦俊、范希蠡等，其中时任山西临时省委委员的冯彦俊，以丰富的组织经验主导了会议筹备。

主会场设于道观二层奉先祠，神像前悬挂布帘遮挡，供桌下暗藏文件与武器，门外由平民中学旧生伪装成道士放哨，以 “上香” 为异常预警暗号，周边更设 3 处流动哨点，构建起立体警戒网络，确保会议在绝对秘密的环境中进行。

（二）核心议程：锚定方向谋复兴

会议首先传达广州起义失败后的中央指示，深入剖析晋南党组织破坏现状 ——13 个核心支部仅存 4 个，安邑县委等核心机构被迫解散，党员全部转入地下。代表们悲愤控诉蒋阎集团 “清党” 暴行，细数运城支部书记被杀害、省立二中学生因参与反帝游行遭逮捕等惨案，进一步凝聚起复仇图存、恢复组织的革命意志。

经民主选举，河东特委正式成立，冯彦俊当选书记，范希蠡任副书记，下设组织、宣传、军事三个部门，明确管辖河东 36 县（今运城、临汾部分地区）党组织，办公地点秘密设于堆云洞三拐窑后侧密室。会议同步部署三大任务：宣传动员由范希蠡负责，依托秘密印刷厂印制《反帝反蒋宣言》《农民斗争纲领》等传单，通过平民中学旧生网络分发至各县，半年内印发量超 5000 份，让革命思想穿透白色恐怖；组织恢复遵循 “隐蔽发展、个别吸收” 原则，优先吸纳贫农、手工业者与进步学生，要求每县 3 个月内重建至少 1 个支部，确立 “党员发展需经 2 名以上老党员担保” 的保密制度；群众斗争以解县（盐池矛盾尖锐）、安邑（土地兼并严重）为试点，制定 “先宣传动员、再集中行动、后分散隐蔽” 策略，精准撬动群众革命热情。

（三）会后实践：星火燎原映河东

1928 年秋，河东特委领导发动 “解县饥民抢盐斗争”，范希蠡以自家西厢房为指挥部，组织 300 余名饥民趁夜色冲破盐务局关卡，夺取官盐数万斤，解决周边 3 个乡饥民生计，打响河东革命复兴第一枪；1929 年初，发动省立二中学生驱蒋斗争，反对阎锡山亲信、校长冯大轰的独裁统治与复古教育，通过罢课、游行迫使当局撤换校长，显著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至 1929 年 5 月，河东特委成功恢复 11 个县的党支部，党员数量回升至 150 余人，建立起 “特委 — 县委 — 支部” 三级组织体系，构建起覆盖晋南核心区域的革命网络，为后续斗争筑牢根基。

三、第二次会议：1929 年 6 月 河东特委专题会议 —— 从特委到特支的战略调整

（一）会议背景：临危受命整组织

1928 年冬，中共山西省委遭叛徒告密再次被破坏，顺直省委受中央委托接管山西工作，任命汪铭为省委巡视员、太原市委书记，携带周恩来亲笔起草的指示信赴河东整顿党组织。汪铭作为 1925 年入党的革命骨干，曾参与北京学生运动，斗争经验丰富，他乔装货郎，绕道河南、陕西进入晋南，避开沿途关卡盘查，于 1929 年 6 月 2 日抵达堆云洞，在密室隐蔽 5 天后召开会议。

（二）会议细节：密室传旨明根源

此次会议参会人员明确为 8 人，分别是汪铭（顺直省委特派员）、冯彦俊（河东特委书记）、范希蠡（河东特委副书记）、嘉康杰（平民中学创始人）、金长庚（夏县支部负责人）、南玉山（闻喜支部负责人）、张笠青（安邑支部负责人）、闫子祥（河东特委组织委员），此前 “六人会议” 为早期史料记载，后经顺直省委巡视报告、参会人员佐证，核定为 “八人会议”。会议全程在堆云洞二层 “六人会议密室” 召开，该密室与井中密道直接连通，为紧急疏散提供保障。

汪铭现场宣读并传达周恩来亲笔指示信，结合晋南实际深刻剖析大革命失败的三大根源：组织基础脱离群众，仅在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中发展党员，未扎根贫苦农民与手工业者；缺乏革命武装，面对反革命进攻被动挨打，无自卫与反击能力；策略指导缺失，上级指示滞后，部分领导干部存在左倾盲动或右倾投降错误。指示信为河东党组织指明了整改方向，成为会议的思想纲领。

（三）议程决议：优化架构定策略

为适应秘密斗争需要，会议决定撤销中共河东特委，成立中共河东特别支部（特支），选举嘉康杰为特支书记，金长庚分管组织、南玉山分管宣传，组成特支干事会，简化组织层级，减少横向联系，强化基层组织的独立性与隐蔽性，明确特支直接受顺直省委领导。这一调整使党组织更能适应白色恐怖下的生存环境，为长期斗争提供了组织保障。

会议确立两大战略路线：一是扎根农村，以夏县、闻喜山区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政权试点，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重点发展贫农党员，确立 “农村包围城市” 的局部实践方向；二是武装建设，秘密联络国民党地方武装中的进步士兵，筹集武器弹药，组织工农赤卫队，筹备武装暴动，计划先夺取县城武器库，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同时制定 “三不原则” 规范秘密工作：不写书面文件，重要指示口口相传；不设立固定联络点，以庙会、赶集、货郎交易为接头时机；不暴露亲属关系，党员之间互称 “同志”，禁用真实姓名与家庭信息。

（四）历史影响：武装萌芽拓新局

至 1929 年底，河东特支恢复并新建虞（乡）临（晋）永（济）支部、临晋吴王渡士兵支部等 8 个基层组织，党员发展至 280 余人，覆盖晋南 20 余县，形成 “山区为核心、平原为辐射” 的组织格局。嘉康杰在夏县山区组建第一支工农赤卫队，通过收缴地主武装、联络进步士兵等方式，配备长短枪 30 余支，多次打击地主武装与反动民团，保护群众利益，播下晋南武装革命的种子。

堆云洞自此成为河东特支核心活动中心，秘密印刷厂年均印制传单、文件万余份，井中密道（井口直径 0.8 米，井下 3 米处有横向通道连接外侧沟壑）曾多次掩护党员躲避敌人搜捕。这一革命据点持续活动至 1938 年抗日战争时期，累计培养革命骨干 400 余人，成为晋南革命的 “红色堡垒”。

四、历史佐证：遗迹无声述初心

堆云洞现存多处革命遗迹，1985 年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 年被确定为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 年成为首批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育基地，每一处遗迹都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

八人会议密室位于二层院落西侧，面积约 8 平方米，8 个石凳与 1 张石桌保存完好，墙壁上 “坚持斗争” 的刻字与桌面残留的墨迹，见证着当年革命者的坚定信念；秘密印刷厂遗址在三拐窑内，油印机、蜡板、油墨等实物尚存，壁柜后藏有夹室，当年悬挂神像伪装，印刷工具可在 5 分钟内快速收纳隐蔽，尽显革命先辈的智慧；井中密道井口由石板覆盖，通道高 1.2 米、宽 0.8 米，全长约 50 米连通外侧沟壑，嘉康杰曾在此躲避敌人 3 天 3 夜，成为绝境求生的生动见证。

景区陈列的 1930 年河东特支印发的《工农暴动宣言》传单原件、汪铭使用过的公文包、嘉康杰的办学账本、赤卫队使用过的枪支等实物，形成完整史料链，为两次秘密会议的真实性与革命实践的连贯性提供了坚实佐证。

五、历史定位：星火永续照征程

堆云洞两次秘密会议，是晋南革命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第一次会议建立河东地区首个统一党组织，结束了各县 “分散作战” 的局面，为革命力量聚合提供了组织核心；第二次会议优化组织架构、强化隐蔽性，为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奠定制度基础，使堆云洞真正成为 “晋南革命的摇篮”。

从革命策略来看，两次会议实现了从 “公开宣传为主” 到 “秘密斗争为核心”、从 “城市知识分子为骨干” 到 “农村贫苦农民为根基” 的战略转型，衔接了大革命后期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进程，是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理论在山西的早期实践，为全国革命策略调整提供了宝贵的地方样本。

精神传承方面，两次会议孕育的 “绝境求生、扎根群众、坚定斗争” 精神，成为晋南革命的精神内核。嘉康杰作为河东 “群众领袖”，被刘少奇同志称赞为革命旗帜，他与汪铭等烈士用生命践行信仰，事迹被纳入康杰中学等院校德育课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今，堆云洞作为红色旅游胜地与教育基地，年均接待参观者超 10 万人次，让革命星火代代相传，让红色基因融入三晋大地的血脉。

作者：夏县老促会 张天存

责编：任学锋

史料依据

1.山西党史网《晋南革命根据地发展史》

2.夏县人民政府档案馆《堆云洞革命旧址史料汇编》

3.顺直省委 1929 年 5 月《河东党组织巡视报告》

4.堆云洞红色教育基地馆藏革命文物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