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作为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总部、三大主力师驻地，到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根据地的核心，形成了海量的红色文化遗存。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时强调：“百团大战的历史壮举，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示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山西现存3399处红色革命旧址，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不仅是抗战历史的物质见证，更是讲好抗战故事，实现“情感动员”和“文化认同“的关键场域。

然而，当前我省红色革命旧址在发挥教育功能、实现文旅深度融合方面，仍面临“资源富矿”与“教育贫矿”并存的尴尬局面。红色资源的展示利用仍停留在“看旧址、听讲解、瞻遗物”的传统静态模式，未能向“沉浸体验、情感共鸣、价值内化”的深层互动模式转化。 许多革命旧址“有址无史、有史无涵、有涵无情”，不仅未能有效吸引作为消费主力的“Z世代”群体，其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铸魂育人功能也存在“打卡式参观、浅表化学习”的现象。如何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让红色旧址“活”起来，让革命历史“动”起来，让红色基因“传”下去，是我省推动红色文化传承亟需破解的重要议题。  

一、保护与利用的失衡。一是“点多面广”与“低级别”保护的矛盾突出。山西红色旧址分布极广，不仅处于太行山、吕梁山深处，更是散落在普通村落中。现存知名度较高的旧址（如武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兴县蔡家崖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修缮完好，但大量县级以下、散落在乡村的战斗遗址、烈士故居、地下交通站等“毛细血管”式的红色旧址，面临年久失修、甚至消失的风险。这些遗址承载着最具泥土气息、最感人至深的微观历史，其灭失将导致红色叙事的链条断裂。二是展陈内容同质化与空心化。许多旧址的内部展陈“千馆一面”，过度依赖图片和展板，缺乏对文物背后故事的深度挖掘。红色旧址往往只保留了房舍，却丢失了当年军民鱼水情的歌谣、口述史和具体生活细节，导致红色旧址沦为“挂牌基地”，致使参观者“只见物不见人，只知事不知情”。

二、形式与受众的错位。一是缺乏沉浸式场景。当前的红色旅游多为“单向灌输”，导游背词、游客听词。缺乏深入红色文化肌理、与历史对话的参与感。对于习惯数字交互、剧本杀、实景演艺的Z世代，传统的说教式展览难以触动情感共鸣，导致“入耳不入心”。二是科技赋能不足。虽然部分场馆引入了多媒体技术，但多停留在声光电的简单叠加，缺乏利用VR/AR、人工智能等技术复现战争场景、重塑历史情境的融合应用。科技未能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在的桥梁，反而成为干扰历史厚重感的“炫技”。

三、人才与运营的短板。一是讲解人才断层。红色教育的核心在于“讲故事的人”。目前，基层红色旧址普遍缺乏高素质的专职讲解员，缺乏专业的历史素养和情绪感染力，难以将厚重的党史讲鲜活。二是缺乏市场化运营机制。许多旧址仅靠财政补贴维持运转，缺乏自我造血功能，在文创产品开发、研学课程设计、品牌营销推广方面能力薄弱。

激活山西红色革命旧址的教育功能，唯有跳出单纯的“文物保护”思维，确立“资源数字化、内容故事化、体验场景化、传播矩阵化”的文旅融合新思路。

一、实施“红色文化”抢救与数字化重构，破解遗产濒危的倒计时压力。一是开展“红色微痕迹”抢救行动。由省文旅厅、省文物局牵头，对全省非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进行拉网式普查。建立分级分类名录，对濒危遗址实施“一址一策”抢救性修缮。特别是抢救与旧址相关的文本（档案、报刊）、图像（老照片、地图）、声音（口述史、民间歌谣）等“非物质红色遗产”，建立山西红色知识图谱。二是构建“红色山西”数字博物馆。利用数字孪生技术，对重要革命旧址进行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将其转化为结构化、可检索、可视化的数据，将分散在不同模态数据中的“人、事、地、时、物”进行智能关联，开设“红色山西数字展厅”，实现入耳入脑入心的沉浸式体验。

二、打造“沉浸式剧场”，推广“红色漫步”,破解供需错位的现实困境。顺应体验经济趋势，将红色教育从“课堂”搬到“现场”，从“观看”变为“扮演”。一是推出“重走革命路”红色徒步线路。在武乡、兴县、左权、五台等革命老区，规划设计集徒步健身、历史探访、情景再现于一体的“红色漫步走廊”。沿途设置二维码解说桩、历史场景复原点，让游客用脚步丈量革命热土。二是开发“红色剧本+实景演艺”教育产品。依托革命旧址开发沉浸式情景剧或正能量“剧本杀”。让游客穿上军装，扮演通讯员、卫生员等角色，参与“运送公粮”、“情报传递”等历史任务。通过角色代入，使游客在“做选择”的过程中深刻理解革命先辈的信仰力量，实现情感的深度共鸣。

三、建立“红色金牌讲师”与“研学导师”双培养体系。一是实施“红色薪火”人才培养计划。依托山西高校资源，开设红色旅游与研学教育专业方向。建立专业讲师团与青年志愿者宣讲团相结合的队伍，重点培养一批不仅懂历史，更懂心理学、传播学的“金牌红色讲解员”，让讲解成为一场触动灵魂的微党课。二是制定红色研学课程标准。 针对大中小学生、党员干部、企业员工等不同群体，开发分众化、体系化的红色研学课程。教育部门应将红色研学纳入中小学“行走课堂”必修课，确保研学活动有教材、有导师、有考核，避免“只游不学”。

四、打造“太行—吕梁”红色文旅融合示范带，构建文化自信与区域发展双重支柱。一是打造“红色山西”超级IP。整合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右玉精神，提炼具有山西辨识度的红色文化精神标识。统一规划旅游标识系统，统一品牌形象推广，形成“北有延安，东有太行/吕梁”的红色旅游格局。二是推动多业态深度融合。红色旧址往往位于生态优美的山区或村落。建议将红色教育与乡村振兴、生态康养、古建旅游有机结合，重塑山西文旅核心竞争力。例如，在革命老区发展“红色民宿”，让游客住农家院、吃拥军饭、听革命史，延长消费链条，让当地百姓在保护红色遗产中获得实在的经济收益，形成保护与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建立红色遗产保护利用的刚性约束与激励机制。一是设立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红色旧址的修缮与运营。对在红色文化传承创新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二是建立红色教育效能评估指标体系。改变单纯以游客接待量为考核标准的做法，引入“教育转化率”、“受众满意度”、“社会影响力”等质量指标，定期对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倒逼红色旧址提升展陈质量和教育水平。

作为拥有3499处革命遗址的“红色资源宝库”，通过全域活化资源、数字技术赋能、沉浸场景重塑，将山西的“红色存量”转化为巨大的“教育增量”和“发展质量”。不仅是文化传承的战术选择，更是关乎精神赓续与转型发展的战略命题。（山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 康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