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清，原名杨照耀，原籍应县北贾寨村，生于1917年。幼年时家道小康，父亲是清末秀才，有土房十余间，薄地六十余亩，全家七口人。两兄在家耕种，父在区公所当职员，每月工资六、七元，可补贴家用，此时虽不富足，但亦不缺吃少穿。

杨一清

我七、八岁时，家中分居，两兄分开另过，我与姐姐随父母生活，不久姐姐出嫁。只我与父母三口，所分土地仍三十余亩，父仍在区里当职员。土地因无人耕种，遂出租于人，每年可收租粮五、六石，在省吃俭用之下，尚有微小余蓄。家庭分居后，我因下无弟妹，故为父母溺爱，娇生惯养，幼年时有一种任性放纵和清高的习气。

七岁时开始在本村读书，十二岁考入本县第五高小（校址在大营），十四岁毕业后，考人山西省立第五中学（校址在宁武县）。当时应县赴考者十余人，只有我与大营的吴雅儒考上中学读书未及两年，父亲因被新任区长解雇而失业。家中只靠收租粮五、六石维持生活，别无补助。仅有积蓄已为我两年中学读书耗尽，并欠债数十元，家庭经济日趋困难。父亲本想求亲靠友借贷维持我中学毕业。因他秉性老实，寡言，不善交际，认人虽多，交厚者无有，亲戚贫穷者居多，即有个别富者，平时亦无来往，所以借贷无门，不得已只好中途废学。

在学校受的是旧教育，对社会情况了解甚少。读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谋生糊口。有时也想人非非，为升官发财，光宗耀祖。

退学之后，我与父亲东奔西跑，寻找职业，找了好久没有找上。父亲被遍不得已，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寻找生活出路。奈他年迈力衰，经不起千里拔涉的风霜折磨，于1935年7月病死异乡。为安置父亲后事，典房卖地，家境越不如前了。时我找不到职业，只好在家耕种田地。这时，我才体会到农民的辛苦，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烈日下劳动长达十一、二小时，而收入无几，生活实在艰难，这时我对社会也有深刻的认识，亲眼看到社会的黑暗，人世间的不平，穷人的辛酸，劳动人民牛马式的生活。这一时期艰苦的劳动，为我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坚不移地将革命进行到底奠定了一些思想基础。

1937年初，民族危亡迫在眉睫，抗日救亡运动遍地兴起。应县也有牺盟会下乡搞宣传，并且号召青年知识分子报名参加国民兵军官教导团。自己虽对抗日救国也有点认识，担当时主要是为了谋取职业、养家糊口的目的报考的。时年四月份在原平入伍，受着极严格的军事训练，教学方法是打骂式的，有的人不堪忍受这种折磨，半路逃跑了，我则尽力忍受着，等待毕业后谋得职业。

“七·七”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军校也不在例外，除上课外，在政治工作员的率领下到处作抗日宣传，并欢迎上前线抗日的部队。

在一次宣传中看到八路军，心里有着异样的感觉。过去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现在共产党的部队要开赴前线抗日。听到他们的宣传，看到他们艰苦朴素的作风，彻底转变了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认识，知道过去听到的都是欺骗宣传。随着日寇的侵入山西，我们不断地南撤，于1937年底退到晋东南。教导团改为决死队。决死队是山西的新军，有共产党派去的政治工作员，也有锡山的旧军官，军、政之间不断闹摩擦。旧军官为扩大其势力，对我们一些不跟他们走的学生军压迫得很厉害。

一次，我爱到连长的辱骂后，约了几个人逃跑到五专署。当时五专署专员是戎子和，那里比较进步。所以，我们不堪旧军官压迫的同学，好多都跑到了那里。我被安排到专署警卫营二连。

十月间，将我们连编入决死纵队干部学校，我任排长，1939年4月任队长，1939年9月，阎锡山派人接收学校，遂将学校移交，我们被带到政卫四支队，编为一连。三纵队干部学校的工作是完全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在这里我学到了不少革命理论如社会科学、大众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还学历史时事等。思想上提高很快，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阶级、阶级斗争都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时，觉得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看到了光明。这时，我的思想是愉快的，表现在工作上也非常热情、积极，这一段在我的一生中是个很大的转折。

1939年9月，由张炳耀、王子清同志介绍入党，思想上更为高兴和兴奋。原来把共产党看得非常神秘，认为只有不平凡的、出人头地的大人物才是共产党，现在自己也居然成为共产党员了，当时也仅仅是一种光荣感，对党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后来经张炳耀同志的不断教育，懂得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才开始对共产党员有了正确的认识。

1939年12月，纵队干校编人政卫四支队后，组织上令我和弓志玉带二十多人到高平一带边打游击、边扩军。刚到高平不久，即发生了12月政变，听到消息，我们马上转移，靠近八路军的一个部队。晚上，团里派王子清同志来找我们，我们即与纵队会合。会合后，组织调我到抗大一分校学习。在抗大一分校学习，政治空气浓厚，训练严格，生活紧张，还不断地展开思想斗争，向一些不良思想倾向作严肃的批判。这时我的思想确实提高很快，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得到了很好的克服，军事政治理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1940年10月毕业后，仍回决死三纵队（兼太行三分区司令部）工作。初任参谋，次年任班长，42年任股长。1943年4月三分区与358旅合并时调分区任教导大队大队长。1943年5月参加盘武战役，负伤入院治疗伤未即回来工作。

1944年2月参加整风学习。整风共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整顿思想意识，第二阶段是审查干部。当时我在整顿思想意识中主要是集中检查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虚荣心、主观主义、享乐思想等。我把这些思想暴露出来，向组织上作了深刻的检讨，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帮助，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4月整风结束后调14团代理参谋长，后又调九团任参谋长。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中央调我们马上去东北。我于是同年12月调任驻开源的24旅71团参谋长，次年3月调二分区16团任团长，十月又调辽西军区，临时分配为白城子兵站站长。为什么调动，因为16团是骑兵团，我没有当过骑兵，也没有指挥骑兵的经验，所以要求组织把我调离。四平战役后，我又调任辽西军区兵站部部长，由第一线作战改作后勤工作。开始不安心，但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在辽沈战役中，完成了部队的接收，转运任务。

天津战役时，调任 508团团长，我团获较大战绩。平津战役后因病住院，没有随军南下。住院期间，因不断听到前方传来的胜利消息，思想上很激动，也很急躁，几次想带病出院返前线，致使病情数次复发。到1949年10月仍未恢复健康，勉强出院，组织分配我到新成立的高射炮团任团长（即后来的高炮六团）。

1950年8月，军区调我任高射炮校训练部长。不久军区又决定调我去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任炮兵处副处长。这一时期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对空作战和东北的防空袭战斗。那时，我们沈阳防空军有十几个高炮团，敌机对丹东的江桥和拉古尚发电厂轰炸得很厉害，有一次竟出动三百多架飞机，我们保卫电厂的有一个高炮师，那时我们炮兵处的指挥部就在前线直接指挥。

1954年，我仍在沈阳军区防空军高炮指挥部任参谋长。1956年空防合并，改称沈阳军区空军高炮指挥部，仍任参谋长。1963年调高炮六师任师长。1965年成都军区组织空军，我任空军指挥所副主任。后指挥所改为空八军，我任副军长。1975年又改为空军指挥部，我仍任副主任。1982年离休，系正军职离休干部，行政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