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的军史专著《徐向前兵团战事报告》摘要

太岳革命根据地始创于抗日战争初期，是由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选定，由薄一波、王鹤峰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创建领导的抗战基地和革命大本营，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巍峨丰碑。

该根据地于1937年冬季创建，1949年8月撤销，历时12年，安子文、薄一波、聂真、王鹤峰、顾大川等五位老一辈革命家，先后担任太岳区党委书记。

在此期间，王鹤峰于1944年3月，任太岳区党委副书记（书记薄一波）兼党委组织部长、太岳军区代政委（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于1945年8月，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司令员王新亭）；于1948年7月调离。在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任主要领导历时4年多。

太岳根据地在1947年，即王鹤峰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时达到鼎盛时期，此时，管辖横跨山西、河南的5个专区、47个县(市），其中辖山西4个专区37个县，辖河南2个专区10个县(今分属济源、焦作、洛阳、三门峡4个市)。辖区范围扩大到同蒲铁路南段和汾河以东、以南，白晋铁路和晋（城）博（爱）公路以西，豫西之洛宁以北的三角地带。

王鹤峰（1911--1999），系河南省濮阳县人。于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入党，历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八路军决死一纵队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太岳区革命根据地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委，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野战军第八纵队政委，华北军区所属太岳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临时教务处主任、北京市委委员（当时不设常委，委员为副市级领导）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军委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国家铁道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央军委铁道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当时为中央直辖市），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中共中央东北局监察组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共太岳区党委机关，先后设在山西省沁源县的阎寨、安泽县的桑曲、沁水县的郑庄、阳城县的城关。

解放战争初期，即1946年1月，太岳根据地党政军机关迁入阳城县城，当时，王鹤峰任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牛佩琮任太岳行署主任，王新亭（后为刘忠）任太岳军区司令员。

阳城县党、政、武装领导机关，也在阳城刚刚解放之后，就撤回县城，使县城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太岳区与阳城县的指挥中心。

其间，太岳区党的许多重要会议在此举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大决策在此做出；太岳部队出击内线、打入外线、进兵中原的军事行动在此启动；全区土地改革与整党运动的大政方针在此作出，并在阳城试点推行，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太岳区也在阳城胜利完成了其肩负的光荣历史使命。   

1947年5月至12月，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8纵和太岳军区发起的运城攻坚战役结束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的徐向前（后任开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根据党中央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度内线兵团“以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的作战方针，把目标瞄准了晋南重镇临汾，决心攻下临汾城，把解放临汾作为1948年春季的第一个战役。

他考虑，夺取临汾，不仅可以使晋南全获解放，而且可使晋冀鲁豫和晋绥、吕梁解放区联成一片，并为下一步北上晋中，解放太原，全歼阎锡山、胡宗南守敌，解放全华北扫清障碍。

徐向前胸怀全局，知难而进，主动报请中央军委，要求组织临汾攻坚战役。中央军委很快复电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令晋冀鲁豫军区组成前方指挥所，由徐向前任前指司令员。

1948年春节（即2月10日），徐向前不顾过节，火速赶到阳城后，来不及休息，就与太岳根据地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商定，紧急召开了由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行署和太岳军区主要领导参加的党政军联席会议，深入研究和全面布署攻打临汾的军事工作、地方工作、后勤工作及夺取城市后的管理工作。

徐向前指出：“我们进行临汾战役，不仅影响本区，还将有力配合西北和黄河以南的野战军作战，打下临汾后，晋南就完全没有敌人的残留据点了，我们晋冀鲁豫区就可和晋绥和西北，在很宽广的地区连成一片了。”

徐向前强调：“临汾战役，我们不仅要拔除蒋蒋介石、阎锡山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锻炼一支善于攻坚的部队，为解放晋中和太原创造条件，而最主要的是可有力配合全国的战略进攻，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

徐向前提醒在座的太岳党政军主要领导：“临汾是座重要的城市，我军攻取敌占城市，目的不仅在歼灭敌人，更主要的在于解放城市人民，利用城市的物质建设增加革命力量，支持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特别是我解放区内的敌人残留的据点，只要一经我军解放，马上就能为我所用，并将起着与我解放区其他城市同等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类城市的方针，是保护的、建设的，绝对不允许破坏，尤其是对于工商业的保护万分重要，这是党的政策，是人民利益所规定的。我部队人员，特别是攻城部队首先必须明确认识，深刻理解。”

徐向前面向王鹤峰征求意见：“我们进行临汾战役，后勤保障是很重要的。我们大家知道，刘邓、陈谢率部南进，筹集兵员、粮食、武器弹药的任务本来就已十分繁重，太行、太岳山区本来也就很穷，再加上八年抗战消耗又大，群众生活艰苦至极呀。但解放战争开始后，战役规模又很大，供应线长，所需粮食、担架、大车、骡马、兵员大多靠老区负担，因而困难越来越大，我们都是很清楚的。去年的运城战役，没有解放区人民的支持，没有群众的支前，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年我们进行临汾战役，照样少不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你说呢，鹤峰同志。”

太岳区党委书记兼太岳军区政委王鹤峰接话强调：“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设法克服！前方需要什么，我们就要支援什么！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和徐司令员的指示，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各种措施，确保如期完成各项任务！”

王鹤峰介绍说：“我们已组成了临时后勤司令部，由我们太岳行署裴丽生副主任任司令员，裴副主任领导了解放运城的支前工作，搞后勤很有经验。由太岳第二专署，即临汾专署专员史怀壁任临时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

徐向前接话：“很好！丽生同志，请谈谈你的想法。”

裴丽生接话：“我们临时后勤司令部决定随大军行动，准备动员晋城、高平、阳城、沁水、翼城、洪洞、襄陵、垣曲等多个解放区人民共同支前，因地施策，扬长避短，科学分配后勤任务，确保提供前方所需要的各种物资器具。”

裴丽生详细讲完自己的打算后，徐向前很满意，他强调：“临时后勤司令部的工作，在攻下临汾后，还要一直持续到打下太原，彻底摧毁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动统治为止！”

王鹤峰接着介绍：“太岳军区还组织了前方指挥所，由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率基干部队八个团参加临汾作战！”

王鹤峰表态：“在临汾战役打响后，刘忠司令员、裴丽生副主任，可心无旁骛地全力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太岳军区的其它一切工作，由我和方升普副司令员负责。在工作推进中，如有什么困难，可随时沟通，党委、行署和军区，将会全力支持，帮助协调。”

徐向前对太岳党政军领导对临汾战役的备战工作，甚为满意。

根据会议精神，徐向前命令：太岳军区司令员刘忠，率领部分参谋、政工人员先行出发，进到临汾周围实地侦察。

由于在太岳地盘作战，会议还决定成立临汾城市工作委员会，由裴丽生（太岳行署副主任）、刘忠（太岳军区司令员）、程谷梁（太岳党委社会部长）、史怀璧（太岳二专署即临汾专署专员）、谷震、张平（临汾县委书记）等同志组成，下设城防司令部、社会部、经济部、民运部，分工负责。刘忠兼任城防司令。

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城防司令部负责处理入城后的各项工作、执行纪律检查。

临汾城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素有“卧牛城”之称。因为其位于汾河谷地一个天然形成的大土丘上，周围一片大平原，形成了内高外低的自然地形；另外临汾的城墙也异常坚固，墙基厚达60余米，高度约15米，城墙顶部宽度平均10米左右，最宽处达30米左右，可以同时容纳两辆卡车并排行驶。

明朝末年，闯王李自成于1643年，曾亲率10万大军前来攻城，围困数月，最终也未能攻破。

他一气之下，将盔甲挂在一棵树上，拍马而去，至今城边仍有村名为“挂甲屯”。

日寇侵华期间，在这里还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又亲自监督晋绥军对临汾城防进行了全面改造，从城郊到城墙构筑了外围警戒、护城河、外壕和城墙、城内纵深防线等四道环形防线，设置多层火力拦阻网。

整个临汾城内外遍布火力点，在城外，敌人构筑了大量的碉堡、壕沟、暗道，并且在前沿阵地密布地雷；在城内，守敌依靠城墙修筑了上、中、下三层火力点， 用横墙和铁丝网将整个城墙围住，在内城还有炮兵阵地。

阎锡山对临汾的防御非常满意，他认为该城我军是无法攻克的，并声称，临汾城是“铜墙铁壁”、“攻不破的堡垒”。

他认为，我军的攻城，也必然会像昔日的李自成一样，无果而终。

针对阎锡山的狂妄自大，徐向前强调：在人民军队面前，没有什么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最终，临汾战役，在我晋冀鲁豫军区所属的太岳军区、8纵、13纵、炮兵团，以及晋绥军区所属的吕梁军区合力奋战下，从1948年3月7日至5月17日，历时72天，终于破城取胜。

该战役从1948年3月7日发起，至29日，基本扫清外围据点。4月初至11日，全部肃清外围据点，攻占东关，歼灭国民党守军大部。4月15日至5月17日，全歼临汾城内守军。

战役结果，我军以伤亡1.5万余人的代价，攻克国民党军在晋南苦心经营的战略要塞，摧毁大小碉堡400余个，歼敌2.5万余人，为我军的攻坚作战史，谱写出一页光彩的新篇章。至此，晋南全部解放。

我军进城后，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防司令部，立即履职接管城市，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严肃军纪工作和城防保卫工作。

在临汾战役期间，临汾城内的工商业者、逃亡地主、山西第三师范和第三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们，由于受了阎军的欺骗宣传，说我们进城后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要杀掉知识分子，因此，在我军进城后，他们都十分恐慌，怕得要命。

城市工作委员会一方面及时制止了农民进城抓人的自发行动，一方面向群众讲清了中央不准破坏工商业，对有罪恶的地主要一步步地按政策处理的指示，从而使城市具有了良好秩序，安定了人心。

另外，还召集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分别开了座谈会，讲明政策，分析形势，使他们安定下来。有几位化学教师在座谈会上当场控诉了阎军曾让他们制造毒气，杀害我军、毒害人民的罪行，揭发了存放毒品的地点。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当即驱车将阎军制造毒气的物资取回，作为阎军制造毒气杀人的铁证，并进行了展览和拍照。

城市工作委员会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临汾城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      

毛泽东在评价这一战役时说：“敌我两军攻防之主要方法是地道斗争。我军用多数地道进攻，敌人亦用多数地道破坏我之地道，双方都随时总结经验，结果我用地道下之地道获胜。”

毛泽东还称赞临汾战役“取得攻坚城经验，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

在临汾战役中，太岳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除了派出太岳军区主力部队8个团参战外，还承担了历时近两个半月，两个军区、两个纵队、一个炮兵团主力部队及民兵共10万余人的大量武器弹药、粮食药品、挖洞器材、攻城用具的供应，以及伤病员的运送救治工作。在夺取城市后，又及时高效地实现了城市管理和安全稳定工作。

太岳广大群众积极参战，附近各县农村，各家各户把所有的门板全部贡献给了临汾战役，真正是夜不闭户。

在此期间，竟没有一家丢失东西。群众不仅动员了大量的物资，同时亦出动了巨大的人力，当时太岳动员了四万名民兵、民工直接参战，抬担架、运伤员，运输炸药、粮食等物品。

战役结束后，群众献出的门板，有百分之70未损坏，归还了原主；有百分之30损坏，作了适当赔偿。

战士们对群众支援的物资也都十分爱护。因为他们都是农民的子弟兵，知道群众一针一线来之不易。

临汾战役的胜利，除了主要是由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广大指战员指挥有方、英勇善战之外，也是与太岳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战，全力支援分不开的。

这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名言：人民群众是战争的力量之源和胜利之本，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作者于凌宇，系王鹤峰同志亲属，习近平同志亲批成立的八路军研究会专家，党史军史和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中国科协院士专家报告团著名科技专家，国家工信部新型工业化专家，国家教育部信息化专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中国政策研究专家，中国当代改革发展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知名校友，曾任国家工信部处长，后作为濮阳市委、市政府引进的高层次科教领军人才，调任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科研处长兼政法系党总支书记，三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