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姥爷杨一清，山西应县北贾寨村人，1937年4月入伍，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股长、教导大队队长、团参谋长、团长、兵站部部长、高炮指挥部参谋长、副师长、空军高射炮兵某师师长、空军第八军副军长、成空指挥所副主任(正军职待遇）等职。2011年4月23日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  。   

1980年暑假，我的表妹因未考上高中，舅舅让我领上去成都找姥爷，看看能否求姥爷谋一份工作。我们于7月19日从怀仁起身，在太原转乘西安，又从西安转乘上海去成都列车，因我未出过远门，在西安转车时候给姥爷发了电报，担心去成都找不到姥爷家，让姥爷到时去火车站迎接。早上8点多，我们来到成都火车站，一出站我已远远看到满头银发、戴着黑框眼镜、身体魁梧的姥爷了，表妹急急蹦蹦地跑过去。和姥爷一同接站的还有姨夫和老舅，我们又见到姥爷了。

第一次来到成都这个大都市，表妹不停地问这问那。来成都时我们从家里带来了胡油和黄米面，中午我们便帮着做起家乡的油炸糕，姥姥、姨姨、舅舅未做过家乡饭，还是表妹动手蒸出糕，一家人一边包糕，一边议论怎样做和怎样吃。当姥爷亲自动手，炸出那黄灿灿的家乡油糕，家里显得更加热闹了。

在姥爷家里，一个假期无事可做，我便自告奋勇地承担辅导老舅数学的责任。表妹自然承担起打扫家务的责任。在姥爷家最快乐的时候是星期日，每到周六，老舅也不用复习功课了，部队统一派客车接上家属去军区机关看电影。记得最清楚是看电影《诸葛亮三气周瑜》，因老舅年龄小，历史书看得少，我边看边讲解，使他从电影中吸取了历史知识。

有一次星期天，姥爷还把我们送到武侯祠、杜甫草堂、望江公园，老舅给我们当导游，观看了成都的名胜古迹。在成都假日里，姥爷整天忙于工作，从未有时间去逛街或闲聊，即使在家里还是不停地处理公务。姥爷的卧室家人谁都不能随意进去，一天我出于好奇，央求老舅悄悄领进了姥爷的卧室，所不同的只是铺了木地板，简陋的书架上放着不少书籍，床头还放着《孙子兵法新注》和放大镜。这可是二十多天我破规进姥爷卧室，我和老舅两人商定，谁也不能说出来。

一天，从广州来了两个军人，听说是姥爷的部下，是姥爷托他们从广州买回一台20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当时电视机还很紧缺，从此我们在家里也能看上电视了，可是姥爷、姥姥和姨姨们管得很严，老舅做不完功课是不能随意看电视的。一次，老舅领上我们去驻守在这里部队的食堂去做冰糕，被姥姥知道后，受到了严厉的斥责。

记得一天晚上，天气很闷热，姥爷在卫生间冲了一个澡，出来后我无意看到姥爷胳膊上有一道深深的伤疤，我情不自禁地问起姥爷，他从不讲个人功绩，一讲起过去的事，他总是讲到党的历史和革命战争史，讲到与自己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战友，姥爷说起1937年一起考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应县籍的20多人，现在活下来只有他们3人。姥爷胳膊的伤疤那是1943年5月，在盘武战役时受伤，由于当时部队医疗条件差，伤口已严重感染，医生建议将左胳膊锯去，可姥爷坚决不同意，后来在老乡和医生的精心护理下才算保住。讲到这里姥爷深情地说“我们的革命斗争，如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之后，在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中，姥爷腰部还受过伤，这些弹痕是记载着一个老战士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记得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吃过饭后，姥爷又要准备去军区，二姨劝说今天如没事能不能迟去一会儿，因为家养得昙花要开了，这可是难得一见的机会。于是，姥爷也兴致勃勃地搬出椅子坐在家门口，和我们耐心地等待观看那即将绽开的花苞。我是农村出来的，虽然知道“昙花一现”这个成语，还从来未亲眼目睹过这种名花绽放。我们焦急地等着，花朵终于慢慢开放了，满屋沁人心脾的芳香。大家都很高兴，此时我似乎感悟到了在历史长河中人生苦短的含义。

不知不觉已到8月22日，我的暑假期要到了，表妹要留在成都，我要回山西平遥上学了，我想早走几天顺便去运城同学那一趟，姥爷还是挽留我多住了两天。8月24日晚，姥爷给我买上了直通山西平遥的火车票，晚上8时40分，姥爷、老舅和表妹送我去成都火车站。老舅虽然十几岁，可毕竟是干部子弟，见多识广，他带领我上了车找到座位才依依不舍地离去。一个假期我们相互学习，特别是通过我给他补课，我们之间除了亲情之外，又增加了另一份感情。

当徐徐的火车鸣着长笛离开成都，我看着远去的姥爷那久经沙场的背影渐行渐远, 别离的情感顿时涌上心头， 此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王维的诗句来，“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 （朔州市老促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魏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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