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生于平定县桃叶坡村。年幼时因家庭贫寒，只读过三个冬天的私塾。少年时代，十二岁便开始下地务农，早尝生计艰辛。青年时代，十七岁随堂哥下京东（河北省昌黎县）走染坊。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被迫返乡务农。解放前后，同堂哥堂侄开染房两三年，生意的盈余全部用做祖宅的改建扩建。二十六岁结婚，母亲岳便戎，是张庄镇上有名望的人家，土改后一九四八年嫁给父亲，一直相濡以沫，恩爱相守，白头到老。新中国成立后，在吃不饱肚子的那段艰辛岁月，父亲肩挑百斤以上担子行程百余公里，用我们本地砂器换取柿子和黑枣，再兑换成粮食供家人糊口。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担任本村第十五生产小队队长。之后，一直以务农为主，改革开放之前的公社化时期，间或利用农闲时间砍荆条，编篮子、筐子到张庄集市上卖掉补贴家用，也为村里供销社运送货物，还整修边角地种植旱烟换些零用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承包大量土地种植，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我们家一跃成为万斤粮大户。至一九九一年去世之前，一直是村里光景还算不错的人家。

作者王维忠

父亲在儿女心中像一座耸立的丰碑，坚实而厚重，给了我们无私的爱，也给我们留下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是极勤劳的。勤劳是父亲立身之本，他始终坚信幸福生活是用勤劳的双手打造的。在我的记忆中，他的一生都是劳动日，除晚上睡觉和很短的三餐时间外全部都在劳动。一年年、一天天，从黎明到黄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计划经济时期，父亲除勤勤恳恳干好生产队社员的工作外，还利用午休时间到五里地外的张庄为本村供销社运送货物，或用小平车，或用担挑，在崎岖的山路上负重爬行，几年如一日，一趟又一趟。朝阳洼六眼窑洞四百五十立方米的一疙瘩红泥土是在他带领下一锹一锹掏出来的；六眼窑洞用的玄武岩石头是他和我大哥用小平车一车一车拉回来的。他总给我们讲，老婆婆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他用自己从不停歇的劳作，朝着全家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梦想一步步靠近。

父亲是极节俭的。在当时的农村，“抠”是节俭的代名词，父亲的“抠”也是方圆出了名的，“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是他的真实写照。一个剃须刀用了一辈子，一个旱烟袋用了一辈子，一个小凳子用了一辈子。穿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吃饭，每年秋天都会腌三大瓮菜，一瓮白萝卜叶子，一瓮茴子白叶子，一瓮小豆叶子菜，就这些腌菜也是一点都不浪费的，要熬到来年春天。假如吃饭时碗里的粮食不小心掉在地上，也要捡起来吃掉。凡粮食类的，地里种的嫩玉米嫩豆子嫩倭瓜那更是舍不得吃的。一九八零年前的每一个春节，家中十几口人都是照例二斤猪肉，几斤豆腐，除夕夜吃一顿肉馅饺子，初二至初五，早餐喝肉汤，那肉汤就是母亲煮肉剩的汤，舀上两勺子，至今回忆起来余味香醇。炒鸡蛋那更是奢求，一九七二年，大侄子出生时，母亲给接生大夫吃了烙饼炒鸡蛋，我印象中一家子看着大夫吃，可能父亲也只吃了一口或没有吃。我上高中时，每天中午带一个玉米搅糠窝窝头，二年如一日。记得那时想买一套两元多的《三国演义》，还是等上班后才如愿的。

父亲是极严格的。父亲一向以从严治家著称，教育子女要有规矩意识。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格，对家人的要求极严厉。“嬉戏”二字在父亲眼中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兄妹五个都领教了他的严厉。记得我十岁左右，大年初一到邻居家打扑克，被父亲发现，不仅叫回家，还大加训斥。我上班后，每月回家一二次，每次回来早晨七点半骑自行车上班前，父亲总要早早叫起床，为家里的骡子铡草。二姐在村里当教师，中午要给我们种地的人送午饭，父亲也要抓紧时间让二姐干一个多小时的农活，总之他对自己的行为严格检点，对子女更严厉。甚至大哥结婚后也不得晚起床，不得说不文明的话，不得喝醉酒，不得在外张扬，不得吃饭用的时间太久，不得与不三不四的人交往，定了诸多的规矩，这些规矩适于家庭的每一位成员。这种红线意识、底线意识和规矩意识都深入了我们的骨髓。

父亲是极精细的。父亲既有工匠精神，精于计算，精于计划，也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红一行。在种地方面，他犁耧耙盖、锄刨剜下样样精通。在开染坊方面，时间不长就成为行家里手。在教育子女方面，不仅要有一技之长，还要精益求精，在他的指导下，子女们的农活都是一流的，大哥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木匠，以给客户省木料著称。二哥还早早成为县人民食堂的厨师，开过饭店，厨师成为了他一生养家糊口的手艺。大姐的针线活最好，一度以手工制作的精美鞋垫帮助家里度过艰难岁月。二姐当了老师，她的讲课是在她那个时代全镇乃至全县最好最棒的。我也当过老师，学过木工，最终走出农村，成为一名公职人员。父亲做事还精于计划、计算，为什么做，怎么做，怎么会做得更好，他都了然于胸。他大字不识几个，但心算十分了得，无论以货易货，染坊合伙，还是售卖粮食，都能精确到分厘不差。

父亲是极吃苦的。父亲常讲，我们农民的本钱唯有吃得苦中苦，得从苦中求，方能站得稳立得住。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头顶着星星和月亮，凌晨扛着农具出门，晚上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同样头顶着星星和月亮回家，一天两担饭，拼命加油干，很多时候是凌晨就把中午饭带到田间，由于烈日炎炎，中午已有腐酸味。在自然灾害年代，肩挑货郎下赞皇，单程一百多公里，三天一个来回，他腿上满满的筋疙瘩就是苦中苦的鲜明烙印。我常想，在光秃秃的山岭上，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没有参照物，就是他，那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滴汗珠摔八瓣的我可敬可亲的父亲。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与药无缘的，即便感冒的很重，但晚上用烟袋锅“砰砰砰”敲脑门一晚上，第二天照常干活。当别人用空余时间休闲时，他在老院东房生火焖条编篮子，微弱的灯光映照着他略显驼背的影子，那就是典型的父亲劳作的身影，至今都隐隐约约，雕刻在那里。

父亲是极顺时的。顺应时势、顺势而为是父亲经常给我们讲的“大道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父亲家业最有成就的年份，土地承包的当年就甩开膀子，母亲造饭，大嫂送饭加种地，他运筹帷幄，带领大哥、我和全家打粮食12000斤，除交公粮一万斤外，还剩余2000斤，自此，摘掉了愁吃愁喝的愁帽子，镇里还颁发了“勤劳致富”的牌匾。第二年开始就吃上馒头、烙饼和白面条，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一九八一年大年初三就响炮动土，在里头沟的朝阳洼修新宅。那时，亲戚朋友齐上阵，热火朝天、尘土飞扬，父亲统筹协调，40天时间，六眼窑洞拔地而起。邻村建起了油脂厂，马上跟进连续几年种蓖麻。记得有一年就卖了三千多元，在当时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父亲是极知足的。知足常乐，知足更知止。他一再要求我们任何事情要从最坏处着想，最好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尝到快乐的滋味。他是个十足的乐天派，从来不知疲倦，藐视一切困难，以苦为乐，坚韧豁达。锄地，别人锄一亩，他锄两亩，别人劳作一个小时，他就两个小时，整天乐呵呵地逢人便打招呼，他一生快乐干活快乐生活快乐面对天下事。每年秋收后，都要背上地里的粮食到百里之外看望他当干部的弟弟，他弟弟每次去了都陪他去公共浴池洗澡，给他干净衣服，回来后逢人便夸。特别是到了晚年，儿女孝顺，子孙满堂，粮食满仓，更是笑口常开。这种通达的面世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九九零年的中秋节，我回老家与父母一块团圆，一轮明月悬挂天际，银光撒满了老宅这个小院，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详、温馨。父亲颤微微地将煮熟的玉米、黄豆枝、苹果、葡萄、红枣和月饼盛入盘里，放于桌上，焚香、叩头、祈祷、奠酒、赏月、聊天，至今想来都是满满的幸福。父亲的知止、激流勇退也很了不起，在临终前一二年，突然分了家，分了地，把牲口给了大哥，仅剩了几亩地耕种，还准备好他和母亲的松木棺材板子、两人去世用的白洋布，建造好了自己的阴宅，似乎准备停止劳累的活动，心满意足地离开这个世界。

父亲就是我们一家人的精神支柱。“勤劳”、“节俭”、“严格”、“精细”、“吃苦”、“顺时”、“知足”就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我们一家人的家风家训，我们一定永永远远把它传承下去。在母亲善良、温和、贤惠、全心全意的协助下，父亲一生供养十几口人，没有借过一分钱。父亲虽兄弟四人，但两位兄长早逝，弟弟又在外工作，承担了赡养父母起居及养老送终的主要责任。把他大哥留下的三个未成年女儿抚养成人，为她们操办婚事。文革前后供养五个子女，四个上了高中，一个上了初中。老宅三眼窑洞、带过道的街门、三个配房的四合院至今都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往日的奋斗历史。改革开放前就添置了当时的稀有的座钟表、缝纫机、载绒毯等生活用品。蓝盈盈的新宅一字排开的六眼窑洞，依山而建，泽被后人。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四年了。虽然识不了几个字，但他以自己全力以赴面向生活的质朴情怀和辛勤付出，写就了一部厚重而动人的书，让我们读懂了人生大课题，感受了如山如海之父爱。父亲对子孙后代的谆谆教诲，我们将铭记在心，创立的家风家训也将永远护佑我们这个家族不断前行。 

作者：王维忠 山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员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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