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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条战地医院
夏县老促会
夏县老促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抵抗，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在几个月内就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
1938年2月，日军集中3万兵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攻晋南。3月下旬，侵占了临汾、侯马、闻喜、夏县、安邑、运城等10座城镇和风陵渡，控制了同蒲铁路南端的交通要道，并企图渡过天堑黄河占领陕西潼关。
夏县县城被日军占领后，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共夏县县委，认真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夏县牺盟县政府及其机关团体撤出县城，在中条山王家河、韩家岭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动员青年学生，建立夏县人民抗日游击队，拿起武器保卫家乡。同时，中共河东特委、牺盟运城中心区、阎锡山的山西第七专员公署也都转移到王家河一带，夏县就成了晋南人民抗击日寇的中心。
在两三个月时间里，夏县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4月，游击队首次在县城外设伏，歼灭一股从安邑到夏县增援的日军，一举打死10余名日军，缴获部分武器。接着，又夜袭驻扎在县城北兴隆庄的日军，全歼一个班的日军。两次袭击日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青壮年纷纷报名加入抗日队伍。到1938年夏季，队伍已扩展到2000多人，队伍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邻近的闻喜、垣曲、平陆、安邑、芮城等县。抗日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多次伏击日军，夜袭日军据点，剪电线锯电杆，破坏敌人通信设施，刨铁轨挖路障，截断日军运输线，使敌人惶恐不安。
不断的战斗，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消耗了游击队队员的体力，不断出现伤病员，而队伍里只有7名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为了尽快解决医护人员短缺问题，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县委与支队领导研究决定，立即组建游击队战地医院。县委党团书记孙雨亭（公开身份夏县牺公团团长）按照县委决定，带着几名队员下山，动员县城南关大西巷中西医诊疗所的医生乔景庆参加游击队，组建战地医院。
乔景庆是个爱国热血青年，夏县县城沦陷后，他本想跟着县委和牺盟政府一道撤退，但因诊疗所没有处理好耽误了时间。几个月来，他目睹日伪军的暴行与罪恶，每天都担惊受怕，小心翼翼。见到孙雨亭后，笼罩在头上的乌云一下子被驱散了，他听说抗日游击队急需要医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动员妻子、弟弟和学徒一起去抗日。当晚，他们一行人携带诊所里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悄悄溜出县城，上了中条山参加游击队。
游击队医院组建初期，运转还比较顺利。一段时间后，乔景庆带去的药品就用完了，同时，在频繁的战斗中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多，有时一天送来10多名伤病员。医院医护人员眼睛一睁就开始处理伤口，上手术台做手术，常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手术还是做不完。面对伤病员的痛苦与医护人员的不足，县委和支队领导决定扩大医院规模。然而，由于游击队驻扎的山区人烟稀少，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不得已，游击队就派人下山，秘密动员敌占区的亲友。半个月时间，就动员了30多名青少年，平均年龄只有15岁，最大的也不到20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组织上安排他们做见习助理医生、护士、卫生员等。为了让这些新人在最短时间里掌握医护知识，投入工作，医院因陋就简，利用战斗间隙办起了训练班，一边打仗工作，一边培训学习。同时，对各中队的卫生员也进行了专门训练。通过三个月的培训，学员们基本掌握了止血、固定、包扎、搬运伤病员等四大技术。不少人还掌握了内外科的一般治疗和护理常识，并且能够在战场上独立抢救伤员。经过培训后，把业务能力强的医护人员安排到连队中，组成了随军医疗队，又在下砖庙村开设了后方住院部。后方医院的开办，提高了伤病员的治愈率，使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
1938年夏季以后，中条山地区的抗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0月，根据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建议，夏县、垣曲、平陆、芮城四县的人民抗日武装被改编为二战区政治保卫队第三支队（简称政卫三支队）。改编后的政卫三支队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坚持中条山地区斗争的特点，开展游击战争，积极主动打击日寇、伪军、伪政权，掩护党和牺盟会、抗日政府、群众团体开展工作，保卫人民群众利益，组织实施部队的军事训练，保证通讯联络和军需、军医等项工作。医院也随之改编为政卫三支队战地医院，担负起更加艰巨重要的医疗救助任务。由于部队活动范围发展到垣曲、平陆、芮城、虞乡、解州、稷山等地，战斗频繁，伤员增多，加上生活条件差，战士们经常野外露营，致使伤寒、疟疾、痢疾等病激增。一度住院伤病员达200多人，村里除一座祠堂和神庙被医院占用外，下砖庙全村30余户全都住着伤病员。
此时，医院还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日军对中条山地区实行的军事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禁运，导致医院药品来源被卡死。医院千方百计搞来的一点药品，又不敢敞开使用，没有药怎么给伤员治病呀？有那么几天医护人员只能眼巴巴看着伤病员在痛苦地呻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秦俊秀和李保怀等人多次化装成商人和学生，冒险下山到夏县县城、安邑、运城等敌占区，通过“关系”购买药品。由于每次只能买回少量药品，而且种类也不全，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医院就抽调人员上山采药，自己加工制药。大山深处闷热潮湿，经常有豹子、野猪、毒蛇出现，还有蚊虫叮咬，而且山上地形险峻，行走困难，随时掉落山崖的危险。为了能采到更多的药材，治好伤病战士，让他们多杀鬼子，上山的采药人员情绪十分高涨。他们带上干粮，背着竹篓，挎着篮子，翻山越岭，攀登悬崖峭壁，爬进深山老林。为了能找到贵重药材，大家冒着生命危险，钻进灌木丛中，架起人梯往险峻峭壁上爬。有一天卫生员李宝怀在采药时，不慎从山崖上跌落下来，腿被摔伤。经过简单包扎后，他忍着疼痛，一瘸一拐，继续坚持工作。在深山密林中，采药队员常常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可是每当他们看到一个个装满药材的竹篓，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保卫家乡，打败日本鬼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采集到了一批大黄、连翘、麻黄、柴胡、薄荷、黄连、车前子、甘草、桔梗、杏仁、柏子仁、枣仁、五味子、野枸杞、抗菊花、野党参、桑枝、野红花、山楂果、石膏、马皮包、土硫黄等30多种急需的药材，有了药材原料，经过精心加工，炮制出了能解热镇痛、祛痰止咳、清凉解毒、健胃止泻、通利大小便、治疗战伤、疥疮以及皮肤病的散剂、酊剂、丸药和软膏等。战地医院终于可以用自己制作的药品为战士们治病了。
药品的问题解决了，医疗器械不够的问题又出现了。困难难不住坚强的医护人员，大家在院长乔景庆的带动下，一起动手，自力更生，制作镊子、探针、手术刀、过滤器、消毒器等简易器械，还给骨折伤员做了牵引架和妥马式夹板，。后来，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大家只好废物利用，把用过的脱脂棉，纱布和绷带，反复洗涤进行严格消毒，再继续使用。再以后，连常用的脱脂棉、纱布、酒精、凡士林也没有了，为及时治疗伤员，就干脆用白粗布代替纱布、绷带，用棉花代替脱脂棉，用猪油代替凡土林，用白酒代替酒精，有时连白酒也弄不到，只好用盐水给伤口消毒，用过滤开水代替蒸馏水。有的轻伤员在手术时，为了剩下麻醉药给重病员，请求医生给自已少用或不用麻醉剂，咬着牙忍着疼痛，额头上滚着汗珠，坚持手术治疗。
部队的战地医院诞生在艰难困苦之时，成长在炮火连天之中，部队战斗到那里，医护人员就背着药箱，带着药品器械跟到哪里。开始医院主要活动在中条山前山的王家河、泗交、涧底河、刘家沟等地，这些地方群众生产条件较好，生活比较富裕，部队医院的工作环境就好些。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寇不断进犯中条山区，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医院不得不转移到深山老林的上砖庙、下砖庙和干沟村一带。这里山大沟深，森林繁茂，地形险要，便于隐蔽，敌人不敢轻易进犯。但山区缺粮，供应困难，每天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有时为了给伤员做顿饭，给养员要翻过几座山岭，东村找，四庄借，才能搞到一些玉米面。医护人员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忍饥挨饿到山里挖野菜。没有油，没有盐，只能用白水煮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好几天吃不上饭，饿着肚子做手术。而对死亡和饥饿的威胁，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没有一个人向困难低头，没有一个人屈服，每个人都怀着赶走日本鬼子，实现民族解放的共同信念，大家互相鼓励：“打败日本帝国，还我大好河山，渡过眼前的难关，胜利就在面前。”
面对日军不断对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政卫三支队经常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抗击袭扰敌人，打伏击、炸碉堡、剪电线、扒铁轨。在战斗中，一些受伤的战士，因不能及时送到医院，延误了治疗。为了保障伤病员的治疗，支队领导指示医院：打仗要依靠群众，治疗工作也要依靠群众，把伤员化装成老百姓，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巡回治疗，打一场军民团结的救治伤员战斗。人民群众与战士们鱼水情深，像照顾亲人一样照顾受伤的战士，出现了“户户住伤员，人人当看护”的动人情景。垣峪、蛇虎涧、马家窑、王家河、苏村、南晋、北晋、赵村等村群众都保护过部队的伤病员。蛇虎涧一位王大妈精心照料的伤员刘玉秀，后来给王大妈做了儿子。苏村有位李大娘，她的儿子在朱吕村战斗中，和一位战士同时受伤，大娘将他俩都接回家养伤，白天黑夜给两个人熬药喂饭，伤员伤好归队后感慨地说：“李大娘就像亲妈妈一样照顾我!”
1939年7月，根据抗战形势变化，政卫三支队改编为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团。五十九团一成立，就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同年12月，阎锡山为实现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阎锡山联合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这支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为了挫败阎锡山的图谋，五十九团迅速撤离中条山，与稷王山的二一二旅部队会合。后来，五十九团接到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立即向太岳区抗日根据地转移。部队临行前，将医院人员一分为二，医院院长乔景庆和朱良玉、乔宜之、乔发林、董天恩、毛云(女)等一部分人员留守下来，照料不便转移的伤病员。看护长秦俊秀和张炳元、李保怀、孙杰、朱全义、张鲁生、牛尚志、丁成顺等另一部分人员随部队组成卫生队，随部队一起转移。
1940年2月，五十九团转移到曲沃县境的隘口山时，遭到日伪军的袭击。在隘口山战斗中，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日军一直未能攻占领山头阵地。在紧张的战场救护中,没有绷带,卫生队员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扯开，给伤员包扎伤口。卫生队在转移过程中，也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无私支援和帮助，人民群众冒着战火转移伤员，腾出房子给伤病员养伤。当部队转移到曲沃万户村的时候，在一次给伤员换药时止血药用完了，伤员的伤口直往外流血，村里一位老中医立即拿出保存多年的中药“马皮包”和一丈白布，给伤员包扎伤口。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连天烽火中建立起来的中条山战地医院，不断战胜种种艰难险阻，与朝夕相处的抗日战士一道，终于胜利到达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去迎接更加艰巨光荣的任务和使命。
1938年2月，日军集中3万兵力沿同蒲铁路南下进攻晋南。3月下旬，侵占了临汾、侯马、闻喜、夏县、安邑、运城等10座城镇和风陵渡，控制了同蒲铁路南端的交通要道，并企图渡过天堑黄河占领陕西潼关。
夏县县城被日军占领后，坚持抗日斗争的中共夏县县委，认真执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夏县牺盟县政府及其机关团体撤出县城，在中条山王家河、韩家岭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动员青年学生，建立夏县人民抗日游击队，拿起武器保卫家乡。同时，中共河东特委、牺盟运城中心区、阎锡山的山西第七专员公署也都转移到王家河一带，夏县就成了晋南人民抗击日寇的中心。
在两三个月时间里，夏县人民抗日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4月，游击队首次在县城外设伏，歼灭一股从安邑到夏县增援的日军，一举打死10余名日军，缴获部分武器。接着，又夜袭驻扎在县城北兴隆庄的日军，全歼一个班的日军。两次袭击日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青壮年纷纷报名加入抗日队伍。到1938年夏季，队伍已扩展到2000多人，队伍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邻近的闻喜、垣曲、平陆、安邑、芮城等县。抗日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多次伏击日军，夜袭日军据点，剪电线锯电杆，破坏敌人通信设施，刨铁轨挖路障，截断日军运输线，使敌人惶恐不安。
不断的战斗，艰苦的生活环境，也消耗了游击队队员的体力，不断出现伤病员，而队伍里只有7名医护人员，根本忙不过来。为了尽快解决医护人员短缺问题，迅速提高部队战斗力，县委与支队领导研究决定，立即组建游击队战地医院。县委党团书记孙雨亭（公开身份夏县牺公团团长）按照县委决定，带着几名队员下山，动员县城南关大西巷中西医诊疗所的医生乔景庆参加游击队，组建战地医院。
乔景庆是个爱国热血青年，夏县县城沦陷后，他本想跟着县委和牺盟政府一道撤退，但因诊疗所没有处理好耽误了时间。几个月来，他目睹日伪军的暴行与罪恶，每天都担惊受怕，小心翼翼。见到孙雨亭后，笼罩在头上的乌云一下子被驱散了，他听说抗日游击队急需要医生，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并动员妻子、弟弟和学徒一起去抗日。当晚，他们一行人携带诊所里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悄悄溜出县城，上了中条山参加游击队。
游击队医院组建初期，运转还比较顺利。一段时间后，乔景庆带去的药品就用完了，同时，在频繁的战斗中伤病员数量不断增多，有时一天送来10多名伤病员。医院医护人员眼睛一睁就开始处理伤口，上手术台做手术，常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手术还是做不完。面对伤病员的痛苦与医护人员的不足，县委和支队领导决定扩大医院规模。然而，由于游击队驻扎的山区人烟稀少，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不得已，游击队就派人下山，秘密动员敌占区的亲友。半个月时间，就动员了30多名青少年，平均年龄只有15岁，最大的也不到20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组织上安排他们做见习助理医生、护士、卫生员等。为了让这些新人在最短时间里掌握医护知识，投入工作，医院因陋就简，利用战斗间隙办起了训练班，一边打仗工作，一边培训学习。同时，对各中队的卫生员也进行了专门训练。通过三个月的培训，学员们基本掌握了止血、固定、包扎、搬运伤病员等四大技术。不少人还掌握了内外科的一般治疗和护理常识，并且能够在战场上独立抢救伤员。经过培训后，把业务能力强的医护人员安排到连队中，组成了随军医疗队，又在下砖庙村开设了后方住院部。后方医院的开办，提高了伤病员的治愈率，使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力不断增强。
1938年夏季以后，中条山地区的抗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0月，根据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建议，夏县、垣曲、平陆、芮城四县的人民抗日武装被改编为二战区政治保卫队第三支队（简称政卫三支队）。改编后的政卫三支队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坚持中条山地区斗争的特点，开展游击战争，积极主动打击日寇、伪军、伪政权，掩护党和牺盟会、抗日政府、群众团体开展工作，保卫人民群众利益，组织实施部队的军事训练，保证通讯联络和军需、军医等项工作。医院也随之改编为政卫三支队战地医院，担负起更加艰巨重要的医疗救助任务。由于部队活动范围发展到垣曲、平陆、芮城、虞乡、解州、稷山等地，战斗频繁，伤员增多，加上生活条件差，战士们经常野外露营，致使伤寒、疟疾、痢疾等病激增。一度住院伤病员达200多人，村里除一座祠堂和神庙被医院占用外，下砖庙全村30余户全都住着伤病员。
此时，医院还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日军对中条山地区实行的军事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禁运，导致医院药品来源被卡死。医院千方百计搞来的一点药品，又不敢敞开使用，没有药怎么给伤员治病呀？有那么几天医护人员只能眼巴巴看着伤病员在痛苦地呻吟……。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秦俊秀和李保怀等人多次化装成商人和学生，冒险下山到夏县县城、安邑、运城等敌占区，通过“关系”购买药品。由于每次只能买回少量药品，而且种类也不全，为了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医院就抽调人员上山采药，自己加工制药。大山深处闷热潮湿，经常有豹子、野猪、毒蛇出现，还有蚊虫叮咬，而且山上地形险峻，行走困难，随时掉落山崖的危险。为了能采到更多的药材，治好伤病战士，让他们多杀鬼子，上山的采药人员情绪十分高涨。他们带上干粮，背着竹篓，挎着篮子，翻山越岭，攀登悬崖峭壁，爬进深山老林。为了能找到贵重药材，大家冒着生命危险，钻进灌木丛中，架起人梯往险峻峭壁上爬。有一天卫生员李宝怀在采药时，不慎从山崖上跌落下来，腿被摔伤。经过简单包扎后，他忍着疼痛，一瘸一拐，继续坚持工作。在深山密林中，采药队员常常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可是每当他们看到一个个装满药材的竹篓，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高兴。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保卫家乡，打败日本鬼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采集到了一批大黄、连翘、麻黄、柴胡、薄荷、黄连、车前子、甘草、桔梗、杏仁、柏子仁、枣仁、五味子、野枸杞、抗菊花、野党参、桑枝、野红花、山楂果、石膏、马皮包、土硫黄等30多种急需的药材，有了药材原料，经过精心加工，炮制出了能解热镇痛、祛痰止咳、清凉解毒、健胃止泻、通利大小便、治疗战伤、疥疮以及皮肤病的散剂、酊剂、丸药和软膏等。战地医院终于可以用自己制作的药品为战士们治病了。
药品的问题解决了，医疗器械不够的问题又出现了。困难难不住坚强的医护人员，大家在院长乔景庆的带动下，一起动手，自力更生，制作镊子、探针、手术刀、过滤器、消毒器等简易器械，还给骨折伤员做了牵引架和妥马式夹板，。后来，为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大家只好废物利用，把用过的脱脂棉，纱布和绷带，反复洗涤进行严格消毒，再继续使用。再以后，连常用的脱脂棉、纱布、酒精、凡士林也没有了，为及时治疗伤员，就干脆用白粗布代替纱布、绷带，用棉花代替脱脂棉，用猪油代替凡土林，用白酒代替酒精，有时连白酒也弄不到，只好用盐水给伤口消毒，用过滤开水代替蒸馏水。有的轻伤员在手术时，为了剩下麻醉药给重病员，请求医生给自已少用或不用麻醉剂，咬着牙忍着疼痛，额头上滚着汗珠，坚持手术治疗。
部队的战地医院诞生在艰难困苦之时，成长在炮火连天之中，部队战斗到那里，医护人员就背着药箱，带着药品器械跟到哪里。开始医院主要活动在中条山前山的王家河、泗交、涧底河、刘家沟等地，这些地方群众生产条件较好，生活比较富裕，部队医院的工作环境就好些。后来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寇不断进犯中条山区，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医院不得不转移到深山老林的上砖庙、下砖庙和干沟村一带。这里山大沟深，森林繁茂，地形险要，便于隐蔽，敌人不敢轻易进犯。但山区缺粮，供应困难，每天吃饭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有时为了给伤员做顿饭，给养员要翻过几座山岭，东村找，四庄借，才能搞到一些玉米面。医护人员生活十分艰苦，每天忍饥挨饿到山里挖野菜。没有油，没有盐，只能用白水煮野菜充饥。有时甚至好几天吃不上饭，饿着肚子做手术。而对死亡和饥饿的威胁，医院的工作人员和伤病员，没有一个人向困难低头，没有一个人屈服，每个人都怀着赶走日本鬼子，实现民族解放的共同信念，大家互相鼓励：“打败日本帝国，还我大好河山，渡过眼前的难关，胜利就在面前。”
面对日军不断对中条山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政卫三支队经常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抗击袭扰敌人，打伏击、炸碉堡、剪电线、扒铁轨。在战斗中，一些受伤的战士，因不能及时送到医院，延误了治疗。为了保障伤病员的治疗，支队领导指示医院：打仗要依靠群众，治疗工作也要依靠群众，把伤员化装成老百姓，分散到各家各户，进行巡回治疗，打一场军民团结的救治伤员战斗。人民群众与战士们鱼水情深，像照顾亲人一样照顾受伤的战士，出现了“户户住伤员，人人当看护”的动人情景。垣峪、蛇虎涧、马家窑、王家河、苏村、南晋、北晋、赵村等村群众都保护过部队的伤病员。蛇虎涧一位王大妈精心照料的伤员刘玉秀，后来给王大妈做了儿子。苏村有位李大娘，她的儿子在朱吕村战斗中，和一位战士同时受伤，大娘将他俩都接回家养伤，白天黑夜给两个人熬药喂饭，伤员伤好归队后感慨地说：“李大娘就像亲妈妈一样照顾我!”
1939年7月，根据抗战形势变化，政卫三支队改编为山西新军二一三旅五十九团。五十九团一成立，就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同年12月，阎锡山为实现对日妥协投降的阴谋，发动了反共的“十二月事变”(亦称晋西事变)，阎锡山联合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这支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为了挫败阎锡山的图谋，五十九团迅速撤离中条山，与稷王山的二一二旅部队会合。后来，五十九团接到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立即向太岳区抗日根据地转移。部队临行前，将医院人员一分为二，医院院长乔景庆和朱良玉、乔宜之、乔发林、董天恩、毛云(女)等一部分人员留守下来，照料不便转移的伤病员。看护长秦俊秀和张炳元、李保怀、孙杰、朱全义、张鲁生、牛尚志、丁成顺等另一部分人员随部队组成卫生队，随部队一起转移。
1940年2月，五十九团转移到曲沃县境的隘口山时，遭到日伪军的袭击。在隘口山战斗中，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日军一直未能攻占领山头阵地。在紧张的战场救护中,没有绷带,卫生队员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扯开，给伤员包扎伤口。卫生队在转移过程中，也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无私支援和帮助，人民群众冒着战火转移伤员，腾出房子给伤病员养伤。当部队转移到曲沃万户村的时候，在一次给伤员换药时止血药用完了，伤员的伤口直往外流血，村里一位老中医立即拿出保存多年的中药“马皮包”和一丈白布，给伤员包扎伤口。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连天烽火中建立起来的中条山战地医院，不断战胜种种艰难险阻，与朝夕相处的抗日战士一道，终于胜利到达了太岳抗日根据地，纳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去迎接更加艰巨光荣的任务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