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以恒山、吕梁山和太行山等为战略基地，将八路军三个师分散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在太行山脉，开辟了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太行山人民抵抗日军的进攻，建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太行军民坚持人民战争的战略方针，建立健全了主力兵团、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三位一体”、紧密配合作战的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创造了适合于人民战争的后勤供给、兵源补充、伤员救护、敌情侦察、通信联络等工作系统，以及地道战、地雷战、交通战、麻雀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游击战法。抗日战争期间，晋冀鲁豫军区歼灭日伪军42万余人，军队发展到30余万人。晋察冀军区部队同日伪军作战3.2万余次，粉碎敌人千人以上、10万人以下的大“扫荡”110多次，歼灭日伪军35.1万余人，部队发展到32万人。

　　为了民族解放事业，太行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与日军殊死的搏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

八路军在太行山区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背景下，我们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在税收方面，实行合理负担，后来发展为统一累进税。在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华北根据地的地权发生转移，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大量流出，贫农和雇农的土地大量流入。在晋西北，引起各阶层农户土地流转的主要原因是减租减息和钱粮负担，地主土地流出的具体原因是减租、清债和增资。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和统一累进税的推行，对阶级结构变动产生了巨大影响，地主经济继续被削弱，带封建性的富农亦被削弱，小农经济自耕的土地迅速增加，贫、雇农的户数继续减少。有外国学者评论说，贫苦农民由此获得了生存的希望和尊严，“贫苦无地的农民获得了他们一生中从未有过的感情——希望。”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社会权力的转移。我们党信任并赖以生存的贫农和中农，在区村政权中获得了牢固的领导权。有学者认为，“农村的社会变化，特别是农村权力关系的调整，是进行抗战的先决条件。”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建立了一支庞大而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队伍，能深入到差不多所有社区当中去，这同样应该被视为使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太行山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社会权力的转移，成为太行山区持续抗战的重要基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华北地区水灾、旱灾、蝗灾和瘟疫频繁发生，民众的生产水平急剧下降，生命和生活受到严重威胁。克服灾荒，不仅是简单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根据地生死存亡的战略问题。面对受灾民众，根据地政府一方面采取粮款赈济、以工代赈的办法解灾民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加强经济建设，尝试将农民组织起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党从自身做起，节衣缩食，救济灾民。例如，为了应对1943年春的灾荒，太行区的党政军民学校机关团体“没有一个部分、一个单位不采野菜的”“集总每人平均采菜100余斤”“机关部队的节食运动已达到空前程度”。有农民讲：“不是八路军救我们，已早饿死了”“八路军就是能吃苦，替咱受苦”“这可饿不死了！”在和农民同甘共苦抵御自然灾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信赖和拥护。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应对财政经济危机的重大措施。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精兵简政》的社论称：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1942年2月15日，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重要的迫切任务。”从1942年到1944年，晋察冀边区共进行3次精兵简政，1944年7月边区党、政、民各机关脱产人数比1942年初减少了一半。1944年3月，晋察冀边区部队比1942年减少40%。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得到了党中央的首肯，1942年1月第一次精兵，太行区、师直单位、385旅、新1旅和各军分区，裁减151个单位、20047人，比整编前减少单位35.9%，人员25%。师直由29个单位减少到12个，人员由2627人减少到1163人，分别减少58.6%和55.7%。

　　在精兵简政的同时，各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切实降低农民的负担。正如毛泽东所说，大生产运动后，“用税收方法从老百姓手中取给的部分就减少了，老百姓生产的结果归自己享受的部分就增多了。军民两方大家都发展生产，大家都做到丰衣足食，大家都欢喜。”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带领太行山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移风易俗，革命文化逐渐在乡村占据主要地位。毛泽东指出：“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冬学是我们党向农民进行教育的最重要形式，“利用农闲时间，提高广大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冬学的教育内容与战争和生产生活的实际联系密切，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经过冬学的教育，农民识字量有所增加，有些区村干部“能够开路条，写简单的信，记账”，甚至“已经能作简单的工作报告了”。此外，我们党政策法令如何在村中落地，也是冬学教育的重点。

　　戏剧是当时华北乡村最主要的娱乐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倡导戏剧运动，改造旧剧，编演新剧，对农民进行教育。在华北根据地，既有正规的职业剧团，比如抗敌剧社、群众剧社、星火剧社等，也有旧剧团经改造后成为新剧团，还有不脱离生产的乡村剧团。戏剧成为宣传边区政府方针政策的重要途径。

　　春节是华北根据地农民最看重的节日，在春节来临之际，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都要举行优待抗属和团拜活动，巩固军队、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具有抗日内容的年画、春联和领袖画像受到民众热烈欢迎。在革命文化的熏染下，春节新的民俗逐渐形成，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着农民的文化心理。

　　总之，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社会文化和人民的精神气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制度已然确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太行区人民开展土地改革，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展参军参战运动，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随着战局的好转，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及两个军区合并成为中共华北中央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两个边区政府也合并成华北人民政府。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中共中央转到太行山脚下。太行山深处的西柏坡见证了党中央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见证了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成为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天下之脊”太行山。太行山的人民则是中国革命之脊，他们为革命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作出的贡献，如巍巍太行山，永载史册。

　　(作者：齐小林，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来源：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