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琳 张秀旭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毛泽东如何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

编者按：延安时期，毛泽东以其独有的人格魅力、风趣幽默的用语和深入浅出的表述，用最生动、最简洁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伟大的中国革命”，使各国人民看到了红色中国的真实情况，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段历史对我们向世界讲好今天中国故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的革命应该而且必须为世人所了解。”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外关系由民间外交向“半官方外交”的转变，利用各种渠道和形式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击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政治污蔑，使世人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区域，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友谊和支持，为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奠定了坚实国际基础。

向世人展示“东方魔力”

1936年6月，斯诺在中共的精心安排下，在陕北苏区进行了长达4个月的采访，他被毛泽东誉为“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并将把事实公诸于世界的外国记者”。7月15日，毛泽东邀请斯诺到自己的窑洞做客，并接连几十天同其谈话，给他留下难忘印象。在斯诺看来，毛泽东“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他不仅访问了中共高层领导人，还采访了“不懂向外国人进行宣传的艺术”的红军战士和群众，得到了他们“直率的毫不掩饰地答复”，让自己“感到耳目一新”。自1936年底至1937年初，斯诺先后发表了30余篇报道，1937年10月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该书先后译为20多种文字传遍世界，美国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称赞它“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斯诺的成功吸引了更多西方记者来到“红色中国”，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起续写“延安故事”，代表作有《早晨的洪流》（韩素音）、《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福尔曼）、《红色中国的挑战》（根瑟·斯坦因）、《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波斯坦）、《续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等著作。他们以优美的文笔，独立思考的品格和崇尚说真话的原则，向世界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向世人展现了“东方魔力”。

“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

如果说外国记者访问延安还只具民间性质的话，那么中共高层与美军观察组的接触，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为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亲自修改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并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提出美军到达延安“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在美军观察组驻延安期间，毛泽东同其主要成员谢伟思进行了10多次谈话，内容涉及国共关系、中共政策、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谢伟思在头3个月里，就递交了40多份报告。他讲道：“我们来到陕北后，发现这里是中国具有许多现代事物的地方。”美军观察组看到中国共产党生机勃勃、廉洁奉公，抗日武装“士气很高”，边区民众的气象和大后方低落萎靡的气氛截然不同，“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通过与中共领袖和边区群众的接触，观察组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人和抗日根据地，更使美国高层得以了解中共政策主张，预见中国政治发展趋势，正如观察组另一位重要成员戴维斯所评论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预言“共产党将在最近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毛泽东在杨家岭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一经典比喻，形象地揭露了反动派的脆弱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广大党员和人民军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1947年2月14日，斯特朗离开延安，她撰写的一篇篇电讯飞越重洋，出现在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传遍世界并为世人铭记，如委内瑞拉已故总统查韦斯多次表示一生都崇拜毛泽东，牢记“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教诲。后来，斯特朗根据自己同毛泽东的谈话完成了西方第一篇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毛泽东的思想》，该书分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毛泽东路线的发展”“毛泽东的六大著作”和“毛泽东科学的预见”等四部分，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对《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作了深入梳理和阐述。

几点启示

总结毛泽东等共产党人讲述延安故事所蕴含的丰富经验，对于我们向世界讲好今天中国的故事，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讲好延安故事要保持民族的自信和自立。毛泽东高度重视外国记者的访问，在接待斯诺时，他“时常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与之谈话。为营造友好气氛，他特地向中外记者参观团发出了“诸位来延，甚表欢迎”的电报。194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指出：必须认识外国记者对“提高我们的外交地位有极大的影响”“应当把他们当做外交代表看待”“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但我们对待外国记者必须坚持“民族、人民和党的立场”，在“主动、真实、诚朴、虚心、认真的原则”上开展工作。在实践中，就要在事前“周知博访深思熟虑”，在事中“应坚定不移”“力求贯彻主张”，如此“方易取得外交胜利”。积极将他们“争取过来”，借助他们之“笔和口”将我们的理念“宣传出去”，在整个活动中保持我们的主动性和独立性，绝不为外人所利用，维护和实现中国人民的利益。

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真实是传播的生命，通过真实的报道，向外国朋友讲述红色中国的真人、真事，这是毛泽东讲好延安故事的关键，他曾说：“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外国记者到了延安，访问何处，采访何人，绝对自由，共产党积极配合，这和国民党封锁消息的拙劣行为构成鲜明对比。为了解“即将掌握中国命运的人”，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10月22日到访延安，采访期间他可以“四处转悠”“畅通无阻”，特别是毛泽东的真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于我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所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为争取美国政府，毛泽东明令各级干部坚持“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的“既定方针”，美军观察组所到之处，他亲自电告当地领导人予以热情接待和通力合作。毛泽东这种用事实讲故事的办法，得到了美方高度赞许，观察组成员雷伊·卢登讲道：“在华北，老百姓支持共产党的证据比比皆是，而且显而易见，使人不能再相信这是为欺骗外国来访者而设置的舞台。”

运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不同的传播形式有不同的效果，毛泽东运用谈话、出版、广播等多种形式向世界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群众的故事。面对面的直接接触是最有效的传播形式，特别是情感交流则更能触及心灵。通过谈话，毛泽东将延安故事向世界讲述，正如斯诺所说，“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除了借助外国记者，中共更是主动扩大对外宣传，一方面翻译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向海外发行，另一方面先后在法国和美国创办发行了《救国时报》和《纽约华侨日报》，直接向所在国人民讲述红色中国的故事。此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还先后开设了日语和英语广播，让世界直接听到了中国人民的正义呼声。透过中共自身组织体系形成强大的宣传合力，加之高度整合多种传播渠道对红色中国多视角、多层面的呈现，这是毛泽东讲好延安故事的机制保障。

毛泽东那代人为改革开放攒下了什么家底

齐彪

来源：学习时报

编者按：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我们党正确对待自身历史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这一特殊的历史交汇点，为我们考察毛泽东那代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契机。毛泽东那代人到底为改革开放攒下了哪些家底？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有必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进行深入地理性分析和评述。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改革开放是邓小平这代共产党人开创的，也是在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奠定的基础上开创的。正确认识改革开放这40年的历史，必须正确认识毛泽东那代人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乃至建党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他们为改革开放所攒下的家底。

一是创建了一个工人阶级先进政党并始终保持其先进、纯洁性质，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坚强领导力量。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山沟沟里锻造出这样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这支队伍在进城执政后没有像李自成或太平军那样垮下来，没有变质，没有成为利益集团，没有成为像西方政党那样的松散组织，而是始终保持着原有初心、本质和优良传统作风。这是毛泽东那代人最宝贵的贡献。也正是这样，这个党才有资格继续领导着改革开放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先进、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才能够带领人民创造这样史无前例的成就。

二是建立新中国并始终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一切社会进步及改革开放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新中国的诞生，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外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伟大改革开放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而不是旧中国其他时段，与这一基本前提的建立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三是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始终保持其根基，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制度基础。毛泽东那代人在建立新中国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是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继续。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指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也禁绝了其他社会制度下各种利益集团掣肘的弊端，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通过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步展现出独特的清晰面貌，中国社会释放出巨大能量和新鲜活力。

四是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并始终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为国家稳定发展及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保障力量。毛泽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这支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使军队由过去军阀个人的工具转变为执行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彻底摆脱了军队控制政权、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梦魇，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朝代在其开国后的几十年，军队几乎没有不发生问题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情况，始终没有在新中国重现。根本原因就是邓小平深刻揭示的：“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毛泽东那代人创建的这样好的军队，是我们民族、国家和人民的福气，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和平安定环境中不断推进。

五是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构建了现当代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源头，也是近现代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根本标志。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使中国人民的精神从近代以来的被动转为主动。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时候都丢不得，离开了这一民族精神支柱的支撑，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社会动乱，就谈不上搞改革开放。离开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写在党的旗帜上的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其他科学理论一起，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指引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六是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一探索的核心是从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中走出来，找到一条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那代人提出了寻找新道路的任务，形成了十分重要的认识。如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但总的来说，由于历史局限，没有解决好探索新道路的重大课题，发生了严重的失误、错误。但在经过20多年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积累的基础上，党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找到一条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于这一新道路与毛泽东探索的关系，邓小平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这符合历史本来面貌。

七是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初步物质基础。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把中国由农业国尽快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是毛泽东那代人革命胜利后矢志不渝的追求。虽然其间遭受严重挫折，但国家建设仍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从1952年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1952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34.4%，1978年这一数字已上升为61.9%。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虽然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也初步满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等一大批代表性成果。对于毛泽东这代人实现工业化及经济发展的贡献，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作过这样的评述：“尽管有着这些失误和挫折，人们还是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的时代。”这是客观、公正的评价。

八是培育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伟大精神，这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毛泽东那代人培育下，我们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后，又接续涌现了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这些都是党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时代培育的党的精神，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继承党的一切优良传统、优良作风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始终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气、那么一种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了这一条，我们党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九是培养一大批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建设者，为改革开放准备了必要的干部和人才队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毛泽东那代人直接培养及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党的骨干，是改革开放能够接力前行的关键。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作为改革开放主要决策人的陈云把“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一大批干部”看作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认为“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思想将继续福泽后世。人才培养与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教育事业在一段时间里受到严重破坏，但全民教育体系基本建立。其间所培养的人才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依靠的知识力量基础。

十是努力改善国际环境并突破西方封锁，为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国际条件。毛泽东历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同时也强调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和一切国家建立邦交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虚心向苏联学习；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那代人审时度势，抓住机遇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恢复了我国与一些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并开始从这些国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毛泽东那代人的这些重大决策，为我国全面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方法

韩立群

来源：学习时报

核心阅读

60年前，毛泽东从现实的角度，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战争、封锁、冲突、反制和西方联盟的性质等问题。他主张要把国际形势作为一个整体，辩证、全面地看待各种挑战，并从中寻找解决之道，内外统筹、通盘考虑。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当时的中国外交面临多方面困境，以什么样的思路去看待这些困境，如何突破这些困境，国内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这篇讲话，从现实的角度、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战争、封锁、冲突、反制和西方联盟的性质等问题，认为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按照毛泽东的定性，这些观点“作为一些看法提供给各位，供观察国际形势时采用”。这篇讲话收录在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体现了毛泽东观察形势的一些基本方法，对今天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毛泽东在判断形势走向的时候讲了八个观点，其中有五条值得细读。

一是“谁怕谁多一点”。当时很多人怕美国会打过来，这篇讲话则认为我们怕打仗，美国也怕打仗，但美国比我们更怕，因此美国要避免战争，中美打不起来。这样分析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人心，毛泽东认为人心就是力量，中美比起来，中国比美国的人心多、人心齐，美国国内人心不齐，西方内部人心更不齐、害怕打仗的人更多，战争动员比较困难。“真理抓在大多数人手中，而不抓在杜勒斯手中。”而且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反霸权、反殖民成为主流思潮，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非常强大，对此要有足够信心。毛泽东在观察国际形势时，很重视人心这一因素，在他此前历次国际问题讲话中都有所体现。

二是联盟的性质。1949年美国牵头成立了北约、1954年签署《马尼拉条约》（东盟前身）、1955年签署《巴格达条约》，其中北约是军事集团，后两者是政治集团。当时国内外对这些集团的性质是有不同判断的，特别是在这些集团自身舆论攻势下，很容易误导人心，影响对其外交立场的确定。对此，毛泽东从帝国主义的根本性质出发，明确指出美西方军事集团是侵略性的，也就是说它的主要目的是扩张而非自卫，对此不应该有幻想。而且它扩张时是先找软的捏，当时的民族主义国家力量不如社会主义强，所以这些集团的锋芒就先刺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国家。毛泽东认为，既然西方集团怕硬骨头，那我们自己要巩固起来、不摇摆，让它们啃不动。这一判断，对于当时制定相关对策有重要价值。

三是紧张局势的影响。大多数人不喜欢局势紧张，要求缓和局势。但毛泽东从战略整体的角度出发，认为局部紧张不一定有害，反而可能对战略大局有利。以金门马祖为例，毛泽东认为在金门马祖制造的紧张局势明显对我们有利，这两地作为一个绞索套住了美国，限制了它的战略空间。在世界其他地方，紧张局势也可能会引出我们想要的结果，比如紧张局势推动了伊拉克革命。为何紧张局势会产生有益效果？其中一个原因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和平时期调动不起来的各方面力量，为我所用。比如在国内做政治动员有利于更多人口得到教育和锻炼，使大家有一个共同奋斗目标，这有利于民主党派团结。

四是禁运的影响。当时，西方对华搞禁运、封锁，禁止贸易往来，对我国造成很大困难。毛泽东对此报以乐观态度，认为对禁运若应对得力，也有积极的一面。他以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费举例。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每月应发四十万法币，1940年反共高潮到来，国民党停发军费。八路军的对策是自己想办法搞生产，结果每月产出超过一亿。毛泽东认为，1937年后八路军对国民党的军费形成了依赖，原本就应该想办法解决。所以现在应该感谢何应钦，是他的禁运让八路军经济上取得独立，进而对以后党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大作用。现在杜勒斯对中国搞禁运，我们可以以同样的思路来应对。

五是要准备反对侵略战争，也就是准备反制。尽管总体判断乐观，但工作上还是要采取谨慎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世界上的事情还要搞一个保险系数”。为应对垄断资产阶级可能会采取的战争冒险政策，要居安思危、积极备战，总的思路就是既要反对打仗，也要不怕打仗。结合当时的战争条件，毛泽东在讲话中就人民备战作了部署。

这篇讲话到今天已经整整60年了，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已经全然不同，对外战略的任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观察问题的基本方法往往具有普遍性、经得起反复检验。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挑战在性质上同60年前仍有相似性，可以以这些基本方法为参考。特别是不能只看问题的一个方面，要把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辩证、全面地看待各种挑战，并从中寻找解决之道，内外统筹、通盘观察、通盘考虑。
毛泽东：既读好书又读“无字之书”

梁慧敏

来源：学习时报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其读书治学也经历了漫长岁月的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治学之道。

求学要明方向

俗语曰：“有志者事竟成。”凡心怀大志且做事认真的人，往往能够达成目的。读书也是一样，读书求学不能“漫无目的”，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读书”，“如何读书”，并踏实肯学才能求得真理。毛泽东年轻时就有着为国为民的博大情怀。在东山高小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尤其注意读报，在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之后很受启发与鼓舞，在报上写了很多自己的见解与批注，多是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与对当时时政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当时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认为只有改变封建专制，国家才能富强。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主张青年人应该多关心国家大事，主张学习的目的应该与国家前途命运结合起来。他说：“现在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他学习的目的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青年学生谋求个人地位名利的目的是不同的，是为救国救民“储备知识”。毛泽东认为，只有为救国而立志求真理才是“真志”。“求学救国”是青年毛泽东求学时代的主题，在他整个求学道路上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规定着其求学的方方面面，“明志求学”使其受益一生。

不动笔墨不读书

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养成了读书必做笔记的好习惯。在青年求学时期，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经典之作，光读书笔记就装满了好几篮，尤其是《伦理学原理》一书，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的一本书，全书共12万字，光批注就约达12000字。其中标注十分精细，包括很多自己的见解与点评。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一般分为三类，一类是课堂随记，一类是文章摘录，还有就是课后自学的笔记。读书笔记做得尤为精细，包括了自己的见解，例如“此语不详”“此说终觉不完满”“此节不当”等。有的批注长达800字，还有一些标记着“一读”“二读”的字样，这都充分表明毛泽东读书治学的严谨态度。他博览群书、深思钻研，从而能兼容并蓄、采众家之长，这对其以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从青年时期养成的读书做笔记的好习惯一直坚持了几十年，在现存的其阅读的大量书籍中，我们还能看到毛泽东读书时留下的斑斑笔迹。

读好书，善思考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他提倡多读书、读好书，但是不提倡读“死书”，认为看书、学知识不要唯书、唯上，要注重自己的独立思考，切忌“人云亦云”。毛泽东曾说：“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和一些名流学者的话，不一定都对。所以我们看书、读报、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批判吸收。他对自己阅读的书籍常常爱作一些批注，把一些觉得好的与不好的观点都做自己的见解。有同学问他，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文章有的赞赏，而有的却批判呢？他说，一个人讲话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不对，我们不能一味迷信也不能全盘否定。读书求学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后来又接受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洗礼，他的思想认识也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并解救中国。

读“无字之书”，重调查研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自古以来学者们所向往的游历生活，青年毛泽东亦是如此。毛泽东是一个对中国社会现实了解得较为透彻的人，这源于他在青年时期就养成的读书思考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早年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不仅刻苦钻研书本知识，而且经常亲自深入广大农村和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能够看得出来，当时的毛泽东认为要改造中国，必须要先了解中国，就不可不读“无字之书”。但是受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想要遍访华夏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毛泽东就联合其朋友利用课余时间一起去附近的省城作短期的调查。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写下了很多笔记，并把这些笔记整理成通讯，登载在湖南《通俗日报》上，让更多关心中国实际想要改变旧社会现状的人真实了解到中国广大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苦难。他还遍访当地的工厂。第一师范附近有造币厂、电灯公司等工厂，这里聚集着很多小贩、工人等其他社会劳动者。毛泽东利用课余时间深入其中，与他们交谈，调查工人的思想与生活状况，并办起工人夜校，教工人们读书写字，传授思想，唤起工人的思想觉悟，组织工人起来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早期的调查活动对青年毛泽东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重调查研究读“无字之书”这样的治学之道为他以后领导中国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
杨明伟
来源：学习时报

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著名论断，如：“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等等。可以说，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传统和作风，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本人就是调查研究的行家和高手，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或组织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我们仅仅从下面几次集中调查中，便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做调查研究的。

战争年代，作了大量的调查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

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对在严酷革命战争环境下所做过的调查研究工作以及形成的调查报告，毛泽东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但由于条件和环境恶劣，一些调查报告损失了，毛泽东痛心地说：“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已经痛失的“永久也不会忘记”的调查报告以外，毛泽东还留下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调查报告。从这些调查活动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凡作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也很强。调查期间都是亲自做记录，结束后又亲手撰写调查报告。

毛泽东早期留下的大量详尽的调查笔录和他自己整理的调查报告，是我们党的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调查报告，长的达几万字，短的不足2000字。他写的《寻乌调查》，就有8万多字。也就是在作寻乌调查期间，毛泽东于1930年5月从理论上总结了调查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在它的先头”等论断。他还特别强调了“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等马克思主义观点，指明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道理，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途径。1931年4月，他又在起草一份关于调查工作的通知时提出两个响亮的口号：“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毛泽东思想也开始有了雏形和基础，中国共产党人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开辟出正确途径。

到了延安时期，正是伴随着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步伐，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为了引导全党搞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花了几年工夫，尽其所有收集了自己以往有关农村调查的一些报告，编印了《农村调查》一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到1941年春天这本书即将付印的时候，他在序言中特别强调：“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并告诫党内，如果我们的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提出“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以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发人深省地对党的高级干部们说：“不调查不研究就不得了，就要亡国亡党亡头”。

在整个革命战争期间，由于毛泽东大力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的整个作风得到了根本好转，我们党也才能真正担负起民族独立解放的历史重任。

20世纪50年代开展“十大关系”调查，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调研材料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要“有骨有肉，生动活泼”。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局面和更为复杂的世界，党内大多数同志情况不熟悉、能力不足和水平不够的危机加大。如何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针对当时的绥远省有关干部在开展工作和搞生产建设过程中出现不了解情况、不懂业务和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等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研究情况”“懂得新的工作方法”。并进一步提醒党内干部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我们有责任搞好各个方面的工作，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

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干部了解新情况、懂得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这是毛泽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到了1956年，为了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和出现的新问题，并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历时两个多月，他先后听了34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随后，他又用了6天时间，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为进一步了解各地方的工业、运输、财贸等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从10个方面准备经济工作的汇报材料，并提出：汇报材料中“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内容好，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几千字也可以”。就是在这次集中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阐述了两个多月来中央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些认识成果。毛泽东后来在谈到《论十大关系》中的重要思想是怎么形成的时，曾这样说过：“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这次调查，也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经济工作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系统调查，成为我们党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开端。

20世纪60年代多次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领导干部“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自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高指标和“共产风”盛行，主观上的工作失误和客观上的严重自然灾害，导致进入6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不明了情况是很危险的”，原来的许多认识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当务之急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怎样才能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呢？毛泽东认为，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为此，他三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一次是1960年底至1961年初，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说：“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第二次是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三次是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

在三次提倡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留下了许多调查研究的精彩篇章，这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毛泽东发起的这次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对转变党的作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直接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党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出科学决策、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