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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创建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的建议说明
兼论乡村振兴与移民社区建设方略
临县老促会会长 渠文明
兼论乡村振兴与移民社区建设方略
临县老促会会长 渠文明
（一）
乡村振兴抓什么？怎么抓？移民搬迁后脱离或半脱离土地的农民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中央有明确的要求。
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关键词是：应对风险、节约优先、耕地保护、高标准良田、一二三产业融合、废物循环利用、整治人居环境、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那么，乡村产业振兴的突破口在哪呢？虽然说“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各地有各地的特点，具体到我们吕梁、我们临县，究竟该从哪里下手？
临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根据近年展开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围绕“废物循环利用、整治人居环境、建设高标准良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了“以发展蚯蚓业和沼气业为突破口，以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收集为辅助，创建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推进乡村振兴和移民社区建设的建议。”
蚯蚓产业和沼气产业都是变废为宝的节能减排、增能高效的绿色产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发展这样的产业，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因为环境和能源问题已经击中人类生存的“命门”，落后地区若不先行先试，必然永无出头之日。
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收集是沼气业和蚯蚓业的辅助工程，把厨余垃圾分离出来饲养蚯蚓，把人粪从现行的污水管道分离、收集起来开发沼气，一可节约水资源，二可节省污水净化费用，三可开发生态清洁能源，四可推进“绿色生态农业循环产业链”发展，可谓善莫大焉。
特别是人粪与污水的分离、收集、利用，这是城乡人粪处理的终结解决方案。不管投资多大，收益肯定远大于投入；这是一项“一次投资永久受益”的大善事，如果把花在该项目上的投资及其后续的运维费用分解到永久的未来，收益将接近于无穷大！
政治经济学认为，一个社会、一个人的所有资财分为两类：一类能够获利，称为资本；一类用来满足目前的衣食住行等消费。资本的使用方法也分为两类：用于生产、制造或购买材料，经过交易取得利润的部分称为流动资本；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厂房、仓库，学到的才能等无需交易即可获利的部分称为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都来自流动资本，并且不断地得到流动资本的补充。没有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就是一堆“死物”，不会产生任何收入和利润。
流动资本既要不断弥补被社会直接消费掉的资财，还要不断补充固定资本。这样流动资本也必须给予不断补充，才能维持或扩大再生产。补充流动资本的资源有三：土地产物、矿山产物、渔业产物。
使用固定资本是为了提高生产力，适当地花在固定资本上的任何费用，都能很快地创造出远大于投资额的价值。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具有相同和唯一的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所需资财。人民的贫富差异表现为占有两种资本之多寡及其创造资财之多寡。
号称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的《国富论》认为：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而非勤劳。诚然，勤劳提供了节俭可以积累的东西，但勤劳的创造是有限的，如果没有节俭，资本就决没有可能增加。
节俭增加了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进而增加了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所以，节俭又会倾向于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节俭还推动了更大的劳动量，而更大的劳动量又能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增能减排、废物循环利用、保护环境，就是最大的节俭、最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最便捷的增加就业机会的途径。沼气业、蚯蚓业、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收集都契合了节俭的要义。
大道至简。中央的方针简约而不简单，其与政治经济学原理皆合于自然之道。顺天时以为道，得地利以为法，聚人和以为术，吉无不利。
“以发展蚯蚓业和沼气业为突破口，以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收集为辅助，创建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推进乡村振兴和移民社区建设的建议”，堪称兴临富民伟业之可行之路。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该建议提出的公司化运营机制，吸收了华为公司的成功经验，为包括移民社区居民在内的广大农民找到了稳定就业、稳定增收的根本出路。
建议指出：把农民组织到“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集团公司”里，让农民以其承包的土地产能或劳力入股，是从生产关系上提高和巩固了农民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这是一种按份共有的新集体主义经济模式，与人民公社时期共同共有的大集体经济相比较，前者股权清晰，可转让、可继承，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更强烈。
组织到集团公司里的农民从事种植业，由公司按平价统一供应种子、农药、生物肥料，统一收购、经销农副产品；公司利润按全体劳动者的产能或投劳单独核算、分配股份、共享收益。
种植业如此，养殖业、加工业、服务业亦如此。各个产业实体之间，都实行“独立核算、相互参股、共享收益”的集体经济运营机制。
在集团公司内部，农民是独立、互助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在集团公司外部，作为个体的农民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因此，农民的生产劳动不再是单干，他们在集团公司里“上班”也不再是为别人打工，而是为自己打工。农民的内生动力必将极大地激发出来，其生产力水平亦将通过培训和实践大幅度提高。
最重要的是：农民有了稳定的就业岗位，就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稳定的收入必将稳步提升农民的购买力，有力促进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发展。
建议还指出，集团公司要积极寻求与国内科研单位、高等院校、高新技术企业的联营合作，相互参股，结成产、销、学、研命运共同体，进而辐射周边扩大再生产，形成面向全国的开放型大产业链。
不同行业经营实体之间的互相参股、协同运作，一可有效防止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恶性内卷，二可对外形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产业链防火墙，三可实现产、销、学、研行业成员的共同富裕，四可减轻创业资金压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又一种广义上的集体经济经营模式。单个企业在市场上单打独斗，与个体工商户、农户单干相类似，在集体、集团、跨国公司面前不可相提并论。
毋庸置疑，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的运营机制，是一种通过变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创新，是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是一揽子解决包括土地合理流转在内的“中国三农问题”的理论创新，是国家“经济双循环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也是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与能源危机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创新。
一句话：这种运营机制“把农民和产销学研实体组织到一条产业链上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关键是“组织”二字。
（二）
提到“组织”二字，就不能不说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的第一场党内大争论。争论的起因源自山西长治大胆的农业合作化的做法。
1950年时任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当年根据长治的经验提出：农民以土地、劳动力入股农业合作社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农民退社时也不能带走。
长治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层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也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长治的做法引起山西省、华北局、直到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
“刘少奇的设想是先搞国家工业化，后搞农业集体化。而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有过一个手工业工场阶段，即通过改变所有制，依靠分工、合作形成新的生产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合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
以毛刘为代表的这场大辩论的影响是巨大的，赵树理以此为题材写出了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又拍成了电影《花好月圆》。
毛刘之争实际上是先搞国家工业化？还是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同时并举？后来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齐头并进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没有农业合作化、集体化，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工业化。为什么？
第一，在当时农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中国的工业基础相当薄弱。
第二，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个体去一一扶持。
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承担起如此巨大的行政代价，而如果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的行动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农村的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剥削阶层，这已经成为历史反复证明的铁律。
第三，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根本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搞工业化。即使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是通过引进国外资本（以港澳台为中介）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解决的这一难题，而且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而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国际金融寡头和市场垄断。
今天，国家虽然免除了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这当然是千年未有之大盛举，但农村经济仍然是中国经济的短板，三农问题甚至成为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卡脖子”的关隘。也正因为如此，国家才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要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实施新的减税降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党政机关要坚持过紧日子。严肃财经纪律。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
请注意：“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深意。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召开的中央农村合作会议提出的“应对风险、节约优先、耕地保护、高标准良田、一二三产业融合、废物循环利用、整治人居环境、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正是“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具体化。
中国农村经济之所以薄弱，就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基础设施太薄弱了，国家在农业上的投资太欠缺了，对农民的组织力度太涣散了。
围绕“废物循环利用、整治人居环境、建设高标准良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的“以发展蚯蚓业和沼气业为突破口，以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收集为辅助，创建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推进乡村振兴和移民社区建设的建议”，最大的特点是“把农民和产销学研实体组织到一条产业链上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最有可能出现争议的是要不要把“蚯蚓业与沼气业”、“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齐抓共管？其实又是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基础性投资与赚快钱的选择判断。
1950年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先搞国家工业化？还是国家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同时并举的争论，同时也是近利与远利、快利与慢利之争。工业产品附加值高，工业化见利多而快；农产品附加值低，农业集体化见利小而慢。
何谓“利”，《易传》曰：义者利之和也。孔子又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今天的话说，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政治家统筹义利，政客趋利舍义。
《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也主张“分配的正义”，但是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平、正义仅仅是为了调和人与人相互冲突的利益而“炮制”或“发明”的概念。货币主义的创始人、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鼓吹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公平，买东西的人以价格低为公平，卖东西的人以价格高为公平”，严重地本末倒置了义与利的关系。
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还是共同富裕？一条腿走路？还是两条腿走路？体现的是决策者的价值取向和政治经济的统筹水平。何谓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何谓经济？经济就是生产、流转、消费的循环运行，简言之，经济就是关于金钱的流转。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我们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我们已经无数次吃尽了赚快钱的苦头，难道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吗？当然不能。
房地产已经绑架了中国经济，环境污染让全民陷入了“食毒”泥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绩效已经初步显现，“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如何落地？
蚯蚓业与沼气业相比较，二者既为农业服务，又为工业服务，但蚯蚓业可能更易于操作，前期投资可能更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直接一些，而沼气业更趋向于基础性产业。
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既为环保服务，又为农业服务，都是最基础的工程，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虽然十分显著、十分直接，因为属于节约性收益，给人的感觉不是口袋里的钱多了，而是口袋里的钱少支出了。口袋里的钱多了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很爽；少支出的感觉很麻木，甚至没感觉。这是普通民众的一般心理，引领社会进步的党政领导干部当然会看得更明白一些。
垃圾分类虽然难搞，介于国家已经率先提出倡导，反对之声不会太多。人粪与污水分离是我们的首创，其深远意义超越了垃圾分类，甚至超越了雨水与污水的分离。这是“一次投资永久受益”的大善事，是城乡人粪处理的终局解决方案，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源头抓手。
幸运的是，我国已经有了“人粪与污水分离、收集”的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智慧型专利技术设备。
（三）
发展蚯蚓业、沼气业，实施垃圾分类、人粪与污水分离、收集、利用，创建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
1950年刘少奇主张先搞国家工业化、后搞农村合作社，毛泽东主张二者齐头并进，两人争论的根由其实也在资金短缺。
如果不缺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不会有任何争论。而资金短缺永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难题，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大小公司。而且，越是大的公司资金需求量越大、越短缺。资金链一旦断裂，就逃不脱破产的宿命。所以，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所做的选择，才体现了一个人、一个经济体的价值取向和智慧高下。
改革开放的初衷本来是“以国内市场、国际资本换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结果被其反用。利用外资、与国际惯例接轨，就得按照军商合一、政商合一的帝国主义集团制定的市场规则办事，就要受制于海外资本和市场的摆布，进而使中国经济受制于国际金融寡头和市场垄断。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波音为了保护保护自己的市场就摧毁了中国的大飞机项目，而按照高盛投资银行发表的报告，大众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额不足其总销售额的10%，但在中国市场获得的利润却占了公司总利润的80%，这样的战绩显然是市场垄断条件下牺牲了中国本土的汽车产业。
农业方面，仅2002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农业补贴是3000亿美元，其中美国和日本对农业的保护最强，但他们却逼迫中国全面开放农业市场，目的就是迫使中国农民破产。至于零售业、生物工程、医药、食品行业就更甭提了。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对广大的非西方国家而言，所得到的好处不过是“无发展的增长”——GDP的增长无一例外是以社会组织能力和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双下降”为代价的。这是世界经济史学家A.G.佛兰克的观点。[]
“无发展的增长”的破坏力是巨大的，2011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全党面临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中，也把“能力不足的危险”列为四大危险之一，向全党发出了警示，提出了要求。
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发展兼有兴起与摧毁的双重效应，摧毁和重建往往是在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的。所谓科学发展，就是要特别注意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而且要全方位地注意对环境、产业、社会、文化的保护。用毛泽东的话说，要“消灭敌人，保护自己”“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否则，从西方“国际法”的视野看我们，这是“极大的政治不成熟”。
好在前些年中国已经觉醒，实施了“人民币国际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一系列突围战略，并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不断升级的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恰好说明中国正在摆脱美国的“剪羊毛”而令其恼羞成怒。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所谓需求收缩，主要是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6亿农民的消费力收缩；所谓供给冲击，主要是指疫情对生产的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全面打压；所谓预期转弱，主要是指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持久战。
提升6亿农民的消费能力，正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任务，因为这个问题搞不好，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就是一句空话。国际国内经济双循环的实现，首先是乡村内外、县市内外经济的双循环，至少是省际内外经济双循环的叠加。
近500年来，中华民族正在由衰落而再次走向复兴，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其间的艰难曲折常常令人唏嘘不已。
近40年来，山西在全国的站位落伍了。病根在哪呢？在国际金融寡头和市场垄断下全球性的供求关系，在全球性的生产关系迫使中国经济身不由主地所走的畸形发展的路子。
结果是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陆。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GD在海外，留给中国的只有P。今天我们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不正是“无发展的增长”——单纯追求GDP的增长留下的后遗症吗？我们不能不直面这一血淋淋的事实。
2009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多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重新研读了《资本论》，得出的共同结论是：搞资本主义不行，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搞传统的社会主义也不行，社会主义经济效率低下。
社会主义经济真的如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效率低下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建立起高度组织化、高效运转的国家行政机制、社会组织机制、财政机制，把分散的、有限的剩余（主要是农业剩余）积累起来，再高效地投资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之上，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教育卫生体系，进行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而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
历史告诉我们，告诉未来：没有中国革命建立的基层组织，使国家得以有组织、高效率地将大量农业剩余源源不断地投资于工商业，然后再以工商业的发展反过来吸引大量人口就业，那就绝对不会有后来改革开放的经济迅速增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是中国走向复兴的历史结论。[]
毛泽东说，“资本主义也有好的东西，社会主义也不是都好。”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是死的，只有思维、思想才是活的，唯书、唯上、崇洋媚外都是很要命的。
以沼气业为例，欧洲发达国家的沼气应用发展早、规模大，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化体系。1997年，欧洲仅有沼气工厂767座，2004年发展到4000多座。其中德国在1997年拥有沼气厂500座，2000年发展到1000座，截至2006年，已经突破3500座。
欧洲的沼气工程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各国对可再生能源的鼓励政策（各国政府相继制定了发电上网优惠政策）、严格的环保法律和政府引导下的经济效益驱动。
在欧洲，沼气主要用于室内供暖或热电联用。技术上，中温和高温下的产气率可达5m3/m3·d，百千瓦量级的沼气发电机组每立方米沼气发电量可达1.4－2.6kWh，发电效率高达40%左右。
在沼气技术方面，美国专注于沼气燃料电池研发，瑞典有先进的沼气纯化技术、车辆燃气技术、完善的加气设备和商业运作，德国利用沼气实施的热电联产——提高了能源品味和能源转换率。到2013年，德国沼气发电量约20.5亿kWh，相当于总发电量的3.4%。
我国于1979年召开了全国沼气工作会议，1980年成立了沼气工程协会，大中型畜禽养殖场沼气工程技术在近几年得到快速发展。到2005年底，全国已建成养殖场沼气工程3500处。
经过近年来大中型沼气工程的实践和探索，证明比较成功的技术有上流式厌氧污泥床（UASB）、全混式厌氧工艺（CSTR）、上流式污泥床（USR）和塞流式反应器（HCF）等工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所要创建的是“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是整条产业链的联动运作，而不是单一企业搞单一产业的单打独斗。我们要积极寻求与国内科研单位、高等院校、高新技术企业的联营合作，相互参股，结成产、销、学、研命运共同体，进而辐射周边扩大再生产，形成面向全国的开放型大产业链。
我们要反复说明的是：不同行业经营实体之间的互相参股、协同运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又一种集体经济的新模式。这种经营机制，一可有效防止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恶性内卷，二可对外形成具有较强抗风险能力的产业链防火墙，三可实现产、销、学、研合作成员的共同富裕，四可大大减轻创业资金的压力。
还因为我们搞得是生态农业，国家财政有补贴；我们搞得又是环保事业，国家有专项经费。所以，建设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的启动资金已然不再是问题。
正如“创建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的建议”所说，只要生产出高价值的农产品，就能以更优的交换价值提高农民收入；只有敢为天下先，才能掌握主动权，带动更多的农民共同致富奔小康。
当下的中国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品短缺，高价值的农产品尤其稀缺，因此不必担心销路不畅。
蚯蚓产业和沼气产业都是变废为宝的节能减排、增能高效的绿色产业，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讲，发展这样的产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是十分显著的。
如果把花在该项目上的投资及其后续的运维费用分解到永久的未来，其收益将接近于无穷大！
我们要创建的临县生态农业双循环产业链，是蚯蚓业与沼气业的双循环，是蚯蚓业沼气业与生态农业的双循环，是生态农业与相关二三产业的双循环，是生态农业与农民小康的双循环，是生态农业与全民健康的双循环，更是生态农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双循环……
好项目也需要好人来经营。俗话说：生意好做，伙计难求。其实，再好的伙计也必须有好的规矩相互约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其它国家的《公司法》，是人类工商管理的经验总结，是公司运行最一般的规矩。
因此，临县双循环智慧生态农业公司必须全面、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公司治理，以严刑峻法规范企业行为。
扭转“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大经济形势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搞好本乡村内外、县市内外的经济双循环，才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洪流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牢牢地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中，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已经落后，必须急起直追，只有跑在全国的前面，才能掌握主动，引领更多的人走上双循环发展的共同富裕的健康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