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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曹汝谦
曹汝谦，原名儒谦，字效公，1905年10月4日诞生在应县下马峪村。父亲曹守祯，曾受到维新运动影响，思想较为开明。母亲郑氏，勤劳善良，粗通文墨，对曹汝谦的幼年学习成长有一定影响。曹汝谦12岁时，考入当时应县的最高学府——第一高小。
少年时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少年时期，曹汝谦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启蒙者是他的二舅父郑业和三舅父郑绩。郑业、郑绩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与高君宇是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假期回来常讲述北京大学的革命活动，曹汝谦对这些消息非常感兴趣。每到假期，他都要到舅父家中住几天，听那些新鲜的革命道理。舅父从北京给他带回很多新书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和一些刚刚翻译过来的列宁的著作，他都手不释卷地认真阅读。舅父还给他一幅从杂志上剪下的列宁照片，他把这些珍贵的礼物带回家里，装入镜框，端端正正地放在自己的床头。母亲问他：“这是个什么人，让你爱成这样？”他说：“这是我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一辈子的老师。”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少年的曹汝谦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他对妹妹曹妙仪说：“将来社会要实现共产主义。我们不要想继承祖业，这些房子、土地将来都要分给穷人。”
组建雁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0年，曹汝谦从第一高小毕业，同年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同山西省立第三师范。他一入学，就带领同学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就在这年寒假，曹汝谦由郑业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开
学后，他把舅父从北京带回的《新青年》等革命刊物秘密带到学校，在同学中传阅，并在同学中绘声绘色地讲述发生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介绍苏俄的十月革命，对军阀腐朽反动的统治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他很快联络了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同学，组成了一个秘密的读书会，暗中学习、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不久，他发展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加入青年团，组成了雁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
团小组建立后，曹汝谦开始发动同学走出校门，在大同街头宣传发动群众。他们集会游行、发表演说，抵制日货，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抗议“巴黎和会”给予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古老的大同城呈现出一派生机景象。
曹汝谦的革命活动，引起大同统治当局的注意。他们几次指示三师开除曹汝谦，但由于三师校长尹我斋与汝谦的父亲是世交，不好下手，只是找汝谦谈话，规劝他不要参与社会活动，好好读书。曹汝谦没有为尹我斋的陈词滥调所动，继续在学校领导学生运动。一次，语文教师（清末拔贡）在课堂上大讲封建的伦理道德，咒骂革命运动。曹汝谦愤怒至极，挥笔写了一篇《气死我也》的文章，狠狠抨击了学校的腐朽教育和社会的腐败黑暗，对这位教师的迂腐和无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文章写出后，在三师引起了很大反响，进步师生拍手称快，那个语文教师气急败坏地找尹我斋提出辞职。尹我斋再也顾不得与曹守祯的世交关系，宣布开除曹汝谦的学籍。曹汝谦安排了一下青年团的工作，愤然离开第三师范，于1921年秋考入太原平民中学。
由于郑业和高君宇的推荐，曹汝谦一到太原，就与太原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接上了关系，成为平民中学青年团的负责人。平民中学是阎锡山控制最严密的学校，曹汝谦在这里开展工作异常困难，但他还是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发动同学参加山西学生联合会和青年学会，购买阅读晋华书社的进步刊物，并在同学中召开时事座谈会、革命理论讲演会，终于在这个死角里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1923年10月，曹汝谦因参与“反曹锟”贿选活动，被校方开除。这时，正好高君宇回到太原，便动员曹汝谦到《向导》周报社工作。曹汝谦跟随高君宇到了北京，不久，高君宇介绍曹汝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向导》编辑部，曹汝谦负责收发、送报、通讯联络等事务工作。他机智勇敢，经常装扮成小伙计，把印好的周报掩藏起来，巧妙地送往各地，工作从未发生过失误。这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铁甲车队的领导人之一
1924年夏，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随高君宇南下，准备报考黄埔军校。到广州后正遇上轰轰烈烈的沙面大罢工，斗争非常激烈，却缺乏指导干部。组织上说服曹汝谦暂不进黄埔军校，与高君宇立即参加罢工运动的组织工作。沙面大罢工坚持了一个月，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罢工胜利后，曹汝谦被分配到中共两广区委，结识了刚由欧洲回国担任两广区委委员长的周恩来。10月10日，广州商团发动叛乱，在周恩来亲自领导的广州各界群众平息商团叛乱的战斗中，曹汝谦不仅表现得勇敢、坚决，而且很有组织领导才能。周恩来很器重这个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年轻人，说服他放弃进黄埔军校的念头，让他到部队工作。因此，在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时，就确定曹汝谦为领导人之一，而这时的曹汝谦年仅19岁。
铁甲车队刚成立一个月，就奉命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打击力量较强的地主武装。党组织先是决定由曹汝谦留下来继续抓部队训练，但由于广宁的反动力量比较顽固，战斗时间持续较长，曹汝谦不久后也奉命率第3排到广宁增援。刚刚投入战斗没几天，因陈炯明要进犯广州，上级决定组织东征讨伐，两广区委命令曹汝谦星夜率第3排返回广州，参加东征。在东征军出师前，曹汝谦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率领第3排乘铁甲车活动于广州至石龙 （敌人占据）之间的铁路线上，沿铁路线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保证火车的正常行驶，为东征开路。
1925年2月1日，东征军正式出师，曹汝谦率第3排作为东征的先锋部队，沿广东铁路开进，配合黄埔军校教导团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的敌人防线，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迅速向东进攻，打败了陈炯明。
6月11日，占据在广州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乘革命军东征之机发动叛乱，铁甲车队奉区委命令迅速投入战斗。曹汝谦率领全体官兵忍着饥饿猛冲猛打，一鼓作气攻下了观音山。在这次战斗中，曹汝谦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受到两广区委的赞扬。不久，他调离了铁甲车队。同年11月，铁甲车队并入叶挺独立团。
1925年春，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何成浚任鄂军总指挥。党为了加强对鄂军的工作，同年夏派曹汝谦担任何部的少将政治部主任。何部虽然人数不多，但经曹汝谦的积极工作，部队有很大起色，得到何成浚的信任。
1926年初，东征结束，何成浚的鄂军总指挥部撤销。这时，蒋介石正在阴谋背叛革命，要将何的部队统统划归程潜的第6军指挥。对蒋的阴谋活动，在广州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已有察觉，曹汝谦受他们的影响即联络了何部的一些进步军官，反对蒋介石的命令。同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驱逐在第一军的共产党员，曹汝谦亦离开第一军，随周恩来到上海做地下工作。
警卫二团的党代表
1926年底，蒋介石命何成浚组织鄂北绥靖处，何请调曹汝谦任少将政治部主任，党组织派曹汝谦再次到何部工作。不久，绥靖处撤销，曹汝谦以原筹建的部队为基础，加入新成立的湖北省政府警卫第二团，曹汝谦任该团党代表。
从警卫二团开始成立，周恩来就指示曹汝谦，迅速把这个团建成一支以共产党员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力量。曹汝谦按照这一指示，迅速调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警卫团。这个团是党中央直接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直接听命于党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担任着警卫党中央的重任。
大革命失败后，中央决定把警卫二团编入贺龙的20军，作为20军的教导团参加南昌起义，指示曹汝谦和张稼夫留在武汉转入党的地下工作。曹汝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分别把原在国民党军中工作的党员，安排在京山、黄岗、麻城、六安、亳州等群众基础好、便于掩护的地区，靠着机智勇敢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圆满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兵运任务。
1927年秋，曹汝谦接到通知，要他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临上船时，中央又让他随何成浚的部队到北平去。曹汝谦匆匆向张稼夫交待了到上海的接头地点、人名和暗号，自己按照上级的指示，又转赴北平。
曹汝谦于1928年春到北平，在北平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利用其姑父丰玉玺是阎锡山部军长的关系，活动于阎部驻北平的部队中。但没过多久，他的活动就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梁永泰发觉，并被逮捕。曹汝谦被捕后，机智地把自己的情况透露出去，让组织设法营救。党组织很快通过关系，将曹汝谦被捕的消息转告给何成浚，何立即与丰玉玺联名保释曹汝谦。梁永泰不得已将人放了，但依然派特务秘密监视曹汝谦。为了摆脱特务的监视，曹汝谦决定暂时离开北平。
不久，何成浚在郑州组织起讨逆军第五路总指挥部，曹汝谦根据党的指示，又以何部的总参议兼军需处长的身份到郑州做地下工作。时间不长，何的总指挥部被撤销，曹汝谦继续留在郑州做地下工作，但因他是知名人物，敌人到处搜捕他，后来，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捕，他离开河南，又到了北平。
1929年春，曹汝谦回到家乡应县，做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他发动有志青年投身革命，先后动员应县的王挺、曹克谦，山阴县的丰启祥、丰启营、杨清元等人，同他一起做兵运工作。
血洒中州 为国捐躯
1929年8月22日，曹汝谦接到组织密信，来到太原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派往河南豫北新乡一带做兵运工作。他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与杨靖仁来到卫辉府西南的贺生屯，找到了将邻近12个屯的贫苦农民秘密组织成 “千民会”的马友春。曹汝谦先发展了马友春等几个积极分子入党，随后在贺生屯建立了党支部，动员群众把军阀混战时遗留在民间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武装了100余名“千民会”会员，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不久，周围其他几个屯子的“千民会”会员也武装了起来，总共约300余人。
根据当时的形势，曹汝谦在贺生屯成立河南义勇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活动，河南义勇军的队伍迅速扩大。曹汝谦通过关系，做通了汲县县长的工作，同意义勇军在汲县范围内公开活动。于是，他把司令部设在汲县城内。到11月，部队已扩大到500多人，城外驻的两个团也初具规模，大家只等年关一到，就发动武装起义。
就在这时，豫北警备司令张万庆侦知曹汝谦早已被国民党通缉，便想将这支新生的革命武装扼杀在摇篮里，并设法抓捕曹汝谦。
1929年11月30日凌晨，曹汝谦刚躺下不久，就听到一阵激烈的枪声在卫辉城头响起，他判断情况有变，马上令杨靖仁带领司令部的同志乘夜冲出城去，自己留下善后，并与敌人展开枪战。清晨，马友春在掩护大部分同志突围后，因负伤被俘。张万庆见没有抓到曹汝谦，下令全城搜查，折腾到上午9点一无所获，遂将马友春等17位义勇军战士杀害。
就在敌人准备撤军的时候，曹汝谦藏身的地方暴露了，张万庆立即派重兵将其藏身之处围了个水泄不通。曹汝谦见已暴露，便整了整衣服，从容不迫地走了出来。
曹汝谦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酷刑，始终一言不发，张万庆束手无策，下令把曹汝谦押到杀害马友春等人的地方去行刑。在从卫辉城里到西门的路上，曹汝谦边走边对围观的群众讲演，号召同胞们起来，为推翻国民党新军阀而斗争。
走到刑场，曹汝谦看到被杀害的战友，心中无限悲恸。他怒视着张万庆，厉声说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斩不绝的，死算什么，看人民起来为我们报仇吧！我倒要你们想想你们这些残害人民的刽子手的下场！”
张万庆看着坚强不屈的曹汝谦，声嘶力竭地叫喊：“快给我砍了！砍了！”刽子手用刀砍曹汝谦的腿，强迫他跪下，他挣扎着站起来，顽强地挺立着。惨无人道的敌人把曹汝谦的头砍下来，抛入卫河，让水冲走，并不准群众收尸安葬……
新中国成立后，应县人民政府把曹汝谦的英名镌刻在烈士纪念塔的丰碑上，千秋万代，永远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