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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勋在八分区及其他
任国勋，乳名拽柱，生于1917年10月，山西省蒲县克城镇人，1937年6月参加革命，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后，先后任蒲县克城镇村警，牺盟会武装组员。晋西事变后，随军转移晋西北，先后任汾阳县政府事务长、看守所所长、公安局总务股长、公安局审讯股股长。1943年3月被越级提拔为第八专员公署总务股长。1946年10月解放晋西南时，被中共吕梁区党委派遣到蒲县，先后担任政府秘书、建设科科长、三区区委会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公安局局长等职。1954年3月调任晋南公安处政治协理（相当于政治处主任），后任晋南检察院副检察长。1957年10月至1966年7月，任隰县人民政府县长，期间1962年光荣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1966年8月，在闻喜县搞“四清”工作，任闻喜县代县长。4个月后文革开始，受到冲击，直到1969年10月才被任命为中共隰县核心小组副组长、隰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负责交口县筹建工作，次年交口县成立，任中共交口县核心小组副组长、交口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任交口县委副书记。1980年3月调任中共隰县县委副书记，次年隰县设立人大常委会，兼任隰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1985年9月离休。山西省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隰县第三、四、五、六、七、十一、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0年4月不幸病逝。
任国勋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其父幼年患胯骨结核，经济拮据，四处求医治疗无效而造成终身残疾，一条腿靠拐杖才能行走。他家除种几亩薄田外，还加工麻糖、泡糖、灌芯糖和糖瓜。尽管如此，也还得靠其姥爷家接济，不然就难以度日。任国勋有一妹两弟，他为长。他没上过学，打小就身体强壮力气过人，才十三四岁便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起初，他给邻村地主家当长工，每天天不亮就赶着小毛驴去十几里外的深山驮炭。小毛驴驮200多斤，他肩挑近200斤。可等回来后在地主家吃饭，人家早吃过了，他只能吃些剩饭充饥。几乎跟牲口干一样的活却吃不饱肚子，还没等放下碗筷就催促着下地干活。就这样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全家，还需借债来维持生活。
他十七岁那年，父亲染疾一病不起，债主上门讨债，躺在土炕上的病人又气又急闭口不言，过了几天便撒手人寰。家里根本没钱买棺材，把一个值钱的立柜12元卖给了地主才买了口棺材，也未添一件新衣草草原身埋葬了事。雪上加霜，债主们在他们居住的窑洞门上钉了几块“此窑归我”的牌子，不得已，只能举家出户投奔亲友寻找活路。
少年时期的任国勋亲身遭受了地主阶级的严重剥削，直至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他恨透了反动的封建势力，深刻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是吃人的制度，最可恨。其实，他家庭的悲惨遭遇是旧社会处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典型代表与真实写照。所以，当红军东渡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宣传抗日主张时，受到了一定启发的他，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便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任国勋随抗日政府、牺盟会转移到晋西北。1939年12月阎锡山破坏抗战，命令阎军208旅突然袭击蒲县牺盟会县政府，是为“晋西事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方党政军不少人遇难，余部转战于晋西北。走到交城山一带，组织上派任国勋到汾阳县政府工作，任汾阳县政府事务长。令他不解的是，自己参加抗日工作，阎锡山却实行兵农合一，强迫三个人出一个兵且把自己也计算在内，不得已，他二弟当了生产兵，后转入阎的部队；更让人气愤的是，竟然把自己说成是“叛军”，三天两头叫“叛军家属”开会，进行训斥、打骂，让交出“叛军”。母亲气急交加，再加上思儿心切，脖子上竟长出了一个馒头般大小额肉瘤，终身无法医治。
1940年1月，经与阎锡山谈判，晋西北行政公署第八专员公署成立，辖有太原、清源、徐沟、阳曲、静乐、汾阳、交城、文水等八县（后时有变动，1943年至1945年包括交城、文水、太原、清源、徐沟、阳曲、静乐、祁县、平遥、介休等十余县），文水县长顾永田被推举为行署专员、康世恩为副专员，同年2月顾永田牺牲后康世恩接任专员至1946年3月，同年11月7日晋西北第八军分区成立。194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8月晋西北军分区改称晋绥军区，晋西北第八军分区随之改为晋绥第八军分区（人们习惯上把第八专署、第八地委、第八军分区统称为八分区）。八分区是晋绥根据地的南大门，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2年11月，罗贵波调任晋绥八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八地委书记。在罗贵波、康世恩、张永清、王长江、米建书等党政军干部领导下，八分区军民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起初八分区驻扎于今古交市关头村，后根据需要辗转于交城山区。
参加革命工作后，任国勋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从晋西事变中领悟到阎锡山消极抗日，反而攻打我抗日政权和军民，这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逐渐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且愈来愈烈。1940年组织找他谈话，并于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党的直接教育，他进步很快。随着对党认识的加强，更坚定了革命意志，随时准备着为党做贡献，乃至献出生命。
有一次执行任务，要求把一包袱文件从汾阳送到交城山区我方根据地。不料在文水边山被日军发现并紧追不舍。眼看越来越近，他灵机一动，瞅准方位把包袱藏于一个草丛掩盖的小洞内，他自己猫腰紧跑几步躲在浓密的草丛里。为了不让敌人抓住，他子弹上膛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随时准备就义。鬼子没发现他，“哇啦哇啦”继续向前追去。很幸运！既捡回了一条命，又保护住了文件，并完成了任务。
斗争形势极其严峻，生存环境艰苦险恶。随着日军的几次疯狂扫荡、严密封锁与几次“强化治安”，我八分区驻地军民生存都是问题。这年春交城山一带流行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打摆子病”（即疟疾），打起摆子来忽冷忽热，浑身发抖，高烧不退，骨头都疼得要命。时缺医少药，一旦传染上无法治疗，只能马上隔离，且死亡率极高。当时隔离区就是远离村庄的一条沟，沟里有十几孔没有门窗的破窑洞，一个窑洞里躺着十几个病人。由于没有药，患者几乎不做任何治疗，只是每天送过些饭跟水来，每天进来的患者不少，抬出去的尸体同样不少。任国勋不幸被传染，高烧不退，浑身发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山里的春天还是寒气袭人冷飕飕的。他清醒时自己爬到水桶边找水喝，饿了啃几口干冷窝头。他心里明白，这是在等死。有时候看着医务人员进来巡查显出无可奈何的情态，他心里五味杂陈难以言表。也许是他身体强壮的缘故吧，十几天后高烧自退恢复正常。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挺着活了过来。
对于一个处于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来说，死里逃生与死神擦肩而过或许是平常事。有一次逼近黄昏时分任国勋从文水平川返回山里。过了文倚村将进开栅村时，突然从开栅口子上窜过来十几个日军骑兵。他顺势躲到旁边的高粱地里，但敌人还是发现了他。日军战马体型高大速度快，那十几个骑兵挥舞着战刀哇啦哇啦吼叫着冲过来。他在一人多高的高粱地里向深处及山的方向奔跑，敌骑兵在战马上能看到他的行踪而紧紧追赶。前边是没命地逃跑后边是杀气腾腾的追杀，紧张极了。必定战马在这么高的庄稼地里奔跑受限，速度也不快，与他慢慢拉开了距离。多亏敌人没开枪，估计是在山里扫荡没收获，返回路上要捉活的。就这样，兜了几个圈子后，终于在摸黑时分瞅准时机冲出日军骑兵包围圈跑进了山里。由于长时间一路狂奔，冲进山里后，他竟咳出了几口血。
还有一次是得益于他的机警、警惕性高而躲过了一劫。当时晋绥八分区组织了多支少而精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辟抗日工作，任国勋被抽调到武装工作队。敌占区情况复杂，环境相当恶劣，敌人力量强大，群众基础不是很好，给开辟工作带来很大不便。这一天他带领一个队员于天亮前来到汾河边上一个村庄的联系点。这个村庄距日军据点不远，联系点在村边，之前他在此住过几次，一直没事。他们计划白天住这里，晚上进村里开展工作。敲开门，主人热情接待了他俩，又烧水做饭的。饭后主人说他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安排他俩藏在院子菜窖里。菜窖里铺有谷草，他俩准备休息，主人盖好窖口关好院门就走了。任国勋机警，警惕性高，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为以防万一，他俩从菜窖里出来，把窖口依照原样盖好，翻墙躲在院子对面不远处半人高的庄稼地里静悄悄地观察有无异样情况发生。不到一个时辰，隐隐约约听得有马蹄声、跑步声，透过庄稼缝隙他们看见房主人带着几个日军骑兵和骑自行车的十几个穿便衣的汉奸，还有十几个伪军向院子里扑来。这时他俩明白了：主人出卖了他们。他俩返身爬向庄稼地深处，听得有人喊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他俩顾不了那么多，找见小路爬起来就跑，其时已听见枪声与手榴弹的爆炸声了，只是不知是针对菜窖里还是他们逃生的庄稼地里。如果不是任国勋的警惕性高多了个心眼，不是被活捉就是被炸死在菜窖里。
抗战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理解、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四年的抗战，不知演绎了多少支鱼水情深军民一家人的壮丽赞歌。
那是1943年夏的一天，任国勋在汾阳县的一个村子里给部队收集粮食。突然，日军包围了村子搜捕我抗日分子，同时也发现了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他，相随的伪军吆喝着让他站住。他赶忙跑，拐过两条街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这户人家有一个老太太两个儿子。老太太见状明白了大半，忙让他进屋躺在土炕上并给盖上了被子，又往被子上倒了不少灰渣。一会儿进来几个日伪军搜查，看到土炕上躺着的问是什么人，老太太平静地说是我大儿子，他得了霍乱病又吐又泻的，日伪军一听霍乱病怕传染，吓得捂着鼻子跑出屋外。核查良民证时问哪两个是你的儿子，老太太还是平静地说，炕上睡的和屋子里站着的这个。敌人指着院子里站着的大儿子问他是你什么人，老太太仍是平静地说不知道。敌人便把大儿子抓走了。脱险后，任国勋立即返回部队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部队领导立刻派人打探消息设法营救。其结果是，敌人把大儿子抓回去后当晚就杀害了。第二天，任国勋连忙赶到老太太家，跪在老人面前悲愤交加、泣不成声：“以后我就是您的大儿子，您就是我的亲妈妈！”老人轻轻地给他揩去泪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说：“起来吧，别难过。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你、你们去做。”随即几粒硕大而晶莹的泪珠滴落到他的头上，顺着他的耳根滚落到地上，形成了一团湿云，像极了一朵鲜艳美丽的花朵。此后，任国勋只要有空就去看望老人家，直到老人去世。后来，每当他讲起这件事来，总是热泪盈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默默地支持着抗战，默默无闻地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44年夏季后的一天黄昏时分，任国勋在交城山西社村执行完任务准备返回。突然日军包围了村子，他跑出屋外看到院门已被两个日本兵架着两支步枪挡住了。他暗自思忖，必须突围出去，不然就只有坐以待毙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迅疾跑过一个箭步上去两只手各抓一支步枪使劲夺过来往远处一扔就向村外跑去。待两个鬼子反应过来时，他已跑出老远。“哇啦哇啦”大叫的同时听见伪军高喊：“快追——有八路，抓活的，不要开枪——”随即几个日军骑兵追了上来。那大洋马跑的飞快，刹那间就快追上了。拐过一条街敌人还是紧追不舍。他急中生智，来了个急回转，大洋马怎能一下子回转过来，直冲了出去。见前面村边有个打麦场，场里有未打收的麦捆堆，他就一头钻了进去。待敌骑兵返回追来时已不见了人影，便用刺刀在麦捆堆里乱刺。还好，没被刺着。听见吹哨子的声音，日军才骑上大洋马走了。而此时的任国勋却忽冷忽热晕晕乎乎睡着了。第二天上午，人们来到打麦场准备摊开麦捆碾收时才发现了昏迷不醒的他。人们把他背回村里，原来是跑得太急出了大汗，钻进了麦捆堆又着了凉得伤寒病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又是打摆子病。回部队后，部队首长领着军医过来给他看病，医生号过脉后摇摇头说，病得太重脉搏微弱无药可治。其时的任国勋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医生的话听得真真切切。他心有不甘，就这样死去吗？我还要打日本鬼子，胜利后还要看望我的两位老母亲。但眼下的这处境首长也无可奈何啊。听天由命吧！过了两天部队要转移，他还是浑身发烧昏迷不醒。无奈，只好把他安置在附近曲里村一户姓褚的人家里。
姓褚的主人是个大好人，敦实忠厚，心地善良，勤劳本分，积极支持抗战。时有人劝说他不要收留：一是传染病人，万一家人传染上就没命了；二是鬼子三天两头过来，一旦敌人知道了你家收留八路军，那可是全家要杀头的啊。主人说，人家离家出门在外来这里打鬼子为啥？还不是为咱们不受鬼子欺负？现在如果我不管，他就没命了，我们做人总得有点良心啊！透过敦实无华的话语，我们分明看到了主人纯朴善良的心地。主人东奔西走四处打听寻医问药，从外地请来一位老中医给号脉诊治，说差不多能治好，但要价很高。无奈，主人就把家里粮食卖掉，又向亲戚、邻居借了不少钱给治疗。经一个多月的治疗及主人家的悉心照料，任国勋的病情渐渐好转，慢慢能下地活动行走了。又过了些日子，部队派人来接他归队。当任国勋千恩万谢并说抗战胜利后定当重谢时，主人只淡淡地说：“你们每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我们老百姓打鬼子，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啊！”
为了偿还给任国勋治病借的外债，这位好心人拼命地租地种地，收完秋就赴百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里给人家运送木材。把木材捆在一起放入河水中，人站在木材边上，顺水漂流。严寒的山区，赤脚站在水里直冻得他双脚失去了知觉落下了一身病。但还债的事压根儿就没在别人包括任国勋面前说起过，几年后才彻底还清。那几年日军经常来村里扫荡，一听说鬼子要来，人们全家老小都要跑到深山老林躲避，可回到村里一般家里的粮食都要被抢光，人们只好吞糠咽菜填饱肚子。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年这位大好人一家是怎么度过来的。也正是任国勋治疗养病于这积德行善之家而认识了褚家姑娘桂莲，后来他们结合在了一起。应该说，他们的结合是军民鱼水情深的深化、升华和结晶。
任国勋对敌人无比仇恨英勇杀敌，对同事、同志及战友充满了真挚无限的爱。在汾阳公安局工作期间，有一位与他一道从老家蒲县来汾阳工作的老乡，他俩关系很好，都在公安局工作。时老乡是侦察股股长，他为审讯股股长。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老乡不幸负伤被俘。日军对他施以酷刑，他宁死不屈，不只誓死不讲我方机密，而且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愤处破口大骂。惨无人道、丧尽天良而又恼羞成怒、无计可施的日魔竟放出几只狼狗把他活活咬死，连骨头都没剩下。每当讲起这段往事来，任国勋总是眼含热泪，对这位铮铮铁骨的老乡战友除表达敬佩之意外，也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1943年3月至1946年10月，在晋绥第八专员公署任总务股长期间，任国勋受专员康世恩（1940年2月至1946年3月任专员）、副专员米建书（1946年3月康世恩调任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接任专员）直接领导，对他们布置的任务，总是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并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3年7月，交城县委领导交城山区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挤敌”方针，其“挤敌”斗争正在走向最后胜利，整个八分区抗日斗争形势也大为好转，为下一步开展减租减息创造了条件。根据刘少奇回延安途经交城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晋绥分局发出的《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精神，康世恩、米建书两位专员不失时机，因势利导，迅速在八分区全面铺开了普遍的减租减息工作。分区机关上下团结，同心同德，诸如进行退约、换约、抽债约、赎地，反恶霸斗争，防奸自卫，组织和武装群众从反抢粮、反维持、反反贪污、反恶霸斗争逐步开展减租减息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任国勋带领他的总务股人员深入山庄窝铺，挨门逐户做工作，耐心细致地给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减息政策，真正让群众了解减租减息与抗日战争及跟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让老百姓消除不敢减租减息的顾虑。
有一次，他们在交城横尖村组织召开了减租减息试点动员大会，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鼓励群众站出来勇敢地揭露地主残酷剥削的罪恶。当时饱受压迫又情绪激昂的农民们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控诉并揭露恶霸地主欺男霸女、巧取豪夺、霸占八道沟的全部社山不许群众上山砍柴的罪行。针对这种情况，康专员委托任国勋把群众控诉、揭露的恶行之条款一一落实，而后进行定夺处理。科班出身的任国勋明察暗访，走村入户，耐心听取群众呼声，细细作了笔记，做到所有言行都有源主，为康、米二位专员做处理下结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保证。后来，根据群众要求和调查实据，把这个恶霸地主抓了起来，把八道沟社山还给了群众。这件事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县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任国勋也受到了分区的表彰。1944年晋绥行政公署在关于《晋绥边区减租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他们减租减息并开展反霸斗争的经验。
任国勋在八分区机关任职的那几年正是抗战从艰难困苦中走向最后胜利的时期。起初，近一年的时间里，作为总务股长的他，后勤保障就是个大问题，物资严重缺乏，不仅缺吃少穿，而且缺医少药。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他跟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他曾戏言：跟米（建书）专员吃“米”，跟康（世恩）专员吃“糠”，“米”“糠”不分是谷子，谷子养活了咱八路军。后来此戏言传遍了八分区。尽管这是开玩笑的话，但苦中取乐，表现出了同志们高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年天气干旱，根据地粮食欠收，加上日军的严密封锁，任国勋征集到的粮食主要是高粱，大家只能吃高粱米。这种高粱米饭吃久了就上火，肚子里虽涨得厉害，可大便干燥拉不出来。大便一次非常痛苦，甚至肛门出血，实在不行就得用手指抠、掏。生活确实艰苦，可没一位同志退缩，抗战工作热情不减，确是同甘苦共患难。看着大家如此吃喝且难以排便，任国勋很是内疚，康专员便劝导他说这是日本鬼子造成的，不要自责，要看到光明，提高大家的勇气。
在长期的工作中，任国勋与两位专员建立了革命的深厚的战友情谊。1945年初冬，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在康专员提议下，经组织批准，任国勋与褚桂莲结为夫妻。那天，两位专员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以简短的话语道贺致喜，祝福他俩心心相印、白头偕老，并鼓励他们为革命多做贡献。
1944年深秋，随着“挤敌”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大有转折，八分区机关的生活状况也有所好转。有段时间任国勋经常化妆成老百姓模样，赶上毛驴去敌占区文水平川的集市上，采购机关所需的办公用品及生活用品。有一次他准备下山去采购，康专员叫住他说，他们住的窑洞土炕潮湿寒冷，双腿抽搐且疼得难以入睡，听说狗皮隔湿保暖，委托他看能不能想办法买一条狗皮褥子。说着康夫人拿出仅有的点儿积蓄交给了他。下山后，任国勋一边购置其他物品，一边打听狗皮褥子的货源卖处。费了好大周折才买了一条狗皮褥子带回来交给了康专员。几十年过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国勋夫妻俩去北京看病，住中组部招待所，恰好碰上多少年未见的老领导原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两人在一起回忆往事谈到了康专员，解学恭提议该去看看康世恩，任国勋说好。时康世恩为国务院副总理，听说任国勋夫妻俩在北京，立即安排秘书带车来招待所将他俩接到家中。刚到大门口，就看到康副总理夫妇俩在门口等候。进入家中，任国勋对康夫人说：“您还认识我吗？”“这辈子不会忘记你，你给我们买的狗皮褥子一直用到现在，还铺着呢。”然后将他们带到卧室掀开床上铺的床单，看到底下的狗皮褥子。康副总理站在旁边扶了扶眼镜说，后来我俩好长时间才还清了借的钱，任国勋点头说我知道。这块狗皮褥子是他们革命友谊的象征，隔湿、保暖、暖心，永久永久……老战友见面格外高兴，他俩在康副总理家吃了晚饭。临别时康副总理夫妇向任国勋夫妻俩赠送了由他们签名的照片作为留念，并一直送到门口，看着他俩坐车离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国勋历任晋南公安处政治协理、晋南检察院副检察长，1957年10月至1966年7月任隰县县长长达九年之久，1966年8月到山西省闻喜县搞“四清”，被任命为代县长，文革中受到冲击，直到1969年10月任隰县县委核心小组副组长兼革委会副主任，后负责筹建交口县工作，任交口县核心小组副组长兼革委会副主任，交口县委副书记，隰县县委副书记，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85年9月离休。
任国勋为革命事业奋斗奉献一生。从1937年投身抗日烽火浪潮，特别是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起他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事业，并毕生为之奋斗。战争岁月背井离乡、出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离休后心系人民、发挥余热。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矢志不渝地为党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真是生命不息，信仰不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蒲县、汾阳、交城、隰县、闻喜、交口等县都留下了他跋涉奋斗的足迹，不辞劳碌的身影与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和声细语的声音。在隰县任职期间，翻山越岭、爬山涉水，走遍了全县的大小村庄，逐一了解各村的生产、群众生活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大部分村庄在旧社会没有见过县太爷来过，因而老百姓很是稀奇又感动。1972年，交口县委在毛主席东征路过的大麦郊公社召开党代会，任国勋乘坐交口县唯一一辆老吉普车前往，结果走到高庙山下大坡时刹车失灵，多亏司机沉着冷静、技术高超，把车撞向路边的大石头上轮胎爆掉才停了下来，距前边的深沟仅有几米远。任国勋从车里爬出来，浑身多处受伤，同行者要送他去医院处理治疗，他却说这点伤算得了什么，不能误了开会，说完在路旁搭了一辆过路卡车继续赴大麦郊参加党代会。他们育有七个儿女，只有妻子生第五个孩子时他在场。生小女儿时，他在闻喜县搞“四清”，大半年没回家，直至小女儿见到他这个“陌生人”时吓得“哇哇哇”大哭了半晚上。
任国勋党性强，实事求是，为人正直，原则性强，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他参加革命早，几乎各个时期都是大小干部，故而锤炼出了很高的领导艺术，具有很高的工作水平。和平时期他任职的二十年间，一人充当两个角色，既是县委副书记又是县长，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要当好主官又要当好助手，工作起来确非易事。那几年恰逢分县合县：1958年6月至10月隰县、大宁县合并为隰宁县，1958年10月至1961年5月隰宁县、蒲县、永和县、石楼县合并为吕梁县，后石楼、蒲县从吕梁县划出，剩余仍称吕梁县，1961年5月至6月间永和、大宁县又相继从吕梁县分出，撤销吕梁县，恢复隰县建制，分分合合任国勋一直为县长，县驻地也一直是隰县城。当时情况相当复杂，各县不同程度上都有亲近性，协调起来实属不易。当时，跟任国勋搭班子的县委书记就有四任，性格有异、文化程度不同、思想认识不一样、党性修养不尽相同、理论素质工作能力均有差别，常委多达20人、副县长7人，协调起来谈何容易。不过，一旦有意见分歧，经他沟通协调，均能以大局为重，融洽相处，干好工作。任国勋，功不可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年他去临汾参加全区粮食征购会议。会上给吕梁县下达的征粮任务很重，超出实际情况。吕梁县所属各地的粮食收成他了如指掌，按照会议下达的指标肯定完成不了。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找到李学敏专员反映吕梁县的实际情况，请求将征粮任务核减下调，但李专员坚持任务已下达不能更改。会议结束后，任国勋顾不上吃饭，向人打听李专员家的住处，要在李专员家门口等他回去反映情况。当李专员得知他还没吃饭时，请他在家吃。饭间任国勋又提到了征粮问题，两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结果任国勋放下碗筷不吃了，还拍了桌子，走了。过后任国勋说，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否则老百姓受罪，我怎么向吕梁县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交待？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专署就派人来吕梁县作深入调查，其结果是：由于连年天旱粮食减产。这样，如果按照会议安排的照办，征收任务确实太高。调查组回行署作了汇报，专署遂对吕梁县重新下调了征粮任务。过了一段时间任国勋去临汾行署开会，见到了李专员当面道歉。两人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互相也都了解，一笑了之，握手言和。
文革初期，两派都想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壮大自己的组织势力，让他站出来参加他们的组织，结果都被他一口拒绝。他坚持党性，不搞派性，并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这样打闹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不能跟着你们瞎干，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拔乱反正、弄清是非的。
任国勋心里装着人民，一生为民着想，平易近人，从不居功自傲、显赫名声、争权夺位。在他看来，老百姓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只有关爱衣食父母，才能做好“父母官”。因而，他始终没有官架子，从不居功自傲、显赫名声，始终不以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自居。为官一任，总要走遍当地的村庄农舍，同群众在一起倾听群众呼声，嘘寒问暖、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因而他的口碑极好，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文革时期他受到冲击靠边站。有一次被带到交口乡（时为隰县北边的一个乡镇，1971年由孝义、灵石、隰县各划出一部分组成了交口县）批判，会后在交口食堂吃饭，他远远地一个人单独坐在一边。这时，一位做饭的端着一碗饭走到他跟前说：“走资派还能坐着吃饭？站起来！”他赶快委屈而又乖乖地站了起来接过一大碗面条。待送饭人转身走时，他用筷子挑了一下，竟发现下面全是肉。望着送饭者远去的背影，他眼眶湿润了，脑海里浪涛翻滚……顾不得多想什么了，他把碗举得高高的，狼吞虎咽地吃了这碗不寻常的面条，生怕被造反派发现而祸及无辜。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常常说，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一定要心平气和、平易近人地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却不可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我们共产党就是靠人民群众起家的，就是靠人民群众发展壮大的……
1960年初，晋南地委决定让他担任隰县县委书记，他让位别人，自己继续担任县长。1981年他任交口县委副书记，正逢干部人事调整，当年的老搭档时任省委书记的李立功想让他去别的县担任主要领导，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岁数大了，腾出位置来让给年轻人上吧。再说，我虽是蒲县人，但多年来一直工作在隰县，对隰县的山水有感情，对隰县人民有感情，我就回隰县吧。”当着李立功书记的面明确表态，“就是回了隰县我也不干一把手，把位置让给年轻干部。”在他再三请求下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隰县任县委副书记。
任国勋一生廉洁自律。他从政几十年，公私分明，严于律已，公家的财物不贪，别人的礼品不收。每当看到有人提着礼品来时，先让人把礼品放到门外，然后才让人进来。有时候不留意放下礼品人走了，一定要想方设法给退回去。当年午城酒厂酿出一种新产品，想送他两瓶尝尝，结果他只允许留两个空瓶观赏。1962年压缩城市供应人口，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压缩籍贯为本县的干部家属，他老家是蒲县，不在压缩范围，但他还是带头把老母亲和三儿子的城市户口压缩回蒲县克城。在交口工作时，有一次他拉着小女儿过街。看到路旁有卖苹果的，小女儿就嚷着要他买。卖苹果的见状，就说：“任县长，我是隰县唐户村的，这些苹果树还是你带人给我们村栽的，你就拿上些给孩子吃吧。”任国勋道过谢后拒绝了，拖着小女儿就走。回家后告诉小女儿他身上没带钱。其实，他是不想白吃人家的东西。他父母亲那边和岳父母这边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几十年间没给一个人安排过工作，即使有寻上门要求的也婉言拒绝。就是他的七个子女也都是自力更生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包括上学、工作、成家等从没享受过父亲的“特权”。
任国勋一辈子勤俭清贫。即使是担任县长的那些年，有谁相信他一年四季一身衣服，冬天是棉衣，天热了就掏掉棉絮变单衣，裤子上补丁加补丁，换季时让妻子一整夜改制衣服，要不第二天上班就没穿的了。1958年冬大炼钢铁时，他多半年没回家。妻子生下孩子有段时间了，寒冬腊月连生火的炉子都没有，李立功书记探望时发现了这个情况，才派人送过来一个小铁炉。1966年在闻喜县搞“四清”，每次开会他总是第一个坐在会议室，李立功书记发现后问他，怎么常常是你早早坐在会议室，他说我没手表不知道几点，怕误了开会，就早早来啦。李书记说你怎么不买块手表，他说家里人口多买不起。事后李书记就借给他钱买了块手表。这是他任县长八九年来年近50岁才第一次戴的手表。后来他和大儿子积攒了好长时间才把表钱还清。
任国勋同志，做人的楷模，做事的典范。
“今天我们悼念他，就是要像他一样无愧于人生，无愧于使命，勤政务实，清正廉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任老的一生是勤恳工作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功绩辉煌的一生。他以自己数十年来勤政为民、政绩卓著赢得了隰县人民和原吕梁大县几十万干部群众的拥戴，在人民面前展示了共产党员和党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人民公仆爱民、敬民、为民办事的巍峨丰碑。我们悼念他，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我们缅怀他，要发扬他的优良作风，以他无私奉献、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做好我县的各项工作。”2000年4月任国勋同志不幸病逝后悼词中如是说。（ 白尚立）
任国勋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其父幼年患胯骨结核，经济拮据，四处求医治疗无效而造成终身残疾，一条腿靠拐杖才能行走。他家除种几亩薄田外，还加工麻糖、泡糖、灌芯糖和糖瓜。尽管如此，也还得靠其姥爷家接济，不然就难以度日。任国勋有一妹两弟，他为长。他没上过学，打小就身体强壮力气过人，才十三四岁便挑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起初，他给邻村地主家当长工，每天天不亮就赶着小毛驴去十几里外的深山驮炭。小毛驴驮200多斤，他肩挑近200斤。可等回来后在地主家吃饭，人家早吃过了，他只能吃些剩饭充饥。几乎跟牲口干一样的活却吃不饱肚子，还没等放下碗筷就催促着下地干活。就这样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养活不了全家，还需借债来维持生活。
他十七岁那年，父亲染疾一病不起，债主上门讨债，躺在土炕上的病人又气又急闭口不言，过了几天便撒手人寰。家里根本没钱买棺材，把一个值钱的立柜12元卖给了地主才买了口棺材，也未添一件新衣草草原身埋葬了事。雪上加霜，债主们在他们居住的窑洞门上钉了几块“此窑归我”的牌子，不得已，只能举家出户投奔亲友寻找活路。
少年时期的任国勋亲身遭受了地主阶级的严重剥削，直至倾家荡产、流离失所，他恨透了反动的封建势力，深刻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是吃人的制度，最可恨。其实，他家庭的悲惨遭遇是旧社会处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典型代表与真实写照。所以，当红军东渡进行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宣传抗日主张时，受到了一定启发的他，在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便毅然决然地参加了革命工作。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任国勋随抗日政府、牺盟会转移到晋西北。1939年12月阎锡山破坏抗战，命令阎军208旅突然袭击蒲县牺盟会县政府，是为“晋西事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方党政军不少人遇难，余部转战于晋西北。走到交城山一带，组织上派任国勋到汾阳县政府工作，任汾阳县政府事务长。令他不解的是，自己参加抗日工作，阎锡山却实行兵农合一，强迫三个人出一个兵且把自己也计算在内，不得已，他二弟当了生产兵，后转入阎的部队；更让人气愤的是，竟然把自己说成是“叛军”，三天两头叫“叛军家属”开会，进行训斥、打骂，让交出“叛军”。母亲气急交加，再加上思儿心切，脖子上竟长出了一个馒头般大小额肉瘤，终身无法医治。
1940年1月，经与阎锡山谈判，晋西北行政公署第八专员公署成立，辖有太原、清源、徐沟、阳曲、静乐、汾阳、交城、文水等八县（后时有变动，1943年至1945年包括交城、文水、太原、清源、徐沟、阳曲、静乐、祁县、平遥、介休等十余县），文水县长顾永田被推举为行署专员、康世恩为副专员，同年2月顾永田牺牲后康世恩接任专员至1946年3月，同年11月7日晋西北第八军分区成立。194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8月晋西北军分区改称晋绥军区，晋西北第八军分区随之改为晋绥第八军分区（人们习惯上把第八专署、第八地委、第八军分区统称为八分区）。八分区是晋绥根据地的南大门，是陕甘宁边区通往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42年11月，罗贵波调任晋绥八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八地委书记。在罗贵波、康世恩、张永清、王长江、米建书等党政军干部领导下，八分区军民积极开展对敌斗争、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起初八分区驻扎于今古交市关头村，后根据需要辗转于交城山区。
参加革命工作后，任国勋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特别是从晋西事变中领悟到阎锡山消极抗日，反而攻打我抗日政权和军民，这坚定了他革命的信念，逐渐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且愈来愈烈。1940年组织找他谈话，并于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党的直接教育，他进步很快。随着对党认识的加强，更坚定了革命意志，随时准备着为党做贡献，乃至献出生命。
有一次执行任务，要求把一包袱文件从汾阳送到交城山区我方根据地。不料在文水边山被日军发现并紧追不舍。眼看越来越近，他灵机一动，瞅准方位把包袱藏于一个草丛掩盖的小洞内，他自己猫腰紧跑几步躲在浓密的草丛里。为了不让敌人抓住，他子弹上膛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随时准备就义。鬼子没发现他，“哇啦哇啦”继续向前追去。很幸运！既捡回了一条命，又保护住了文件，并完成了任务。
斗争形势极其严峻，生存环境艰苦险恶。随着日军的几次疯狂扫荡、严密封锁与几次“强化治安”，我八分区驻地军民生存都是问题。这年春交城山一带流行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打摆子病”（即疟疾），打起摆子来忽冷忽热，浑身发抖，高烧不退，骨头都疼得要命。时缺医少药，一旦传染上无法治疗，只能马上隔离，且死亡率极高。当时隔离区就是远离村庄的一条沟，沟里有十几孔没有门窗的破窑洞，一个窑洞里躺着十几个病人。由于没有药，患者几乎不做任何治疗，只是每天送过些饭跟水来，每天进来的患者不少，抬出去的尸体同样不少。任国勋不幸被传染，高烧不退，浑身发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山里的春天还是寒气袭人冷飕飕的。他清醒时自己爬到水桶边找水喝，饿了啃几口干冷窝头。他心里明白，这是在等死。有时候看着医务人员进来巡查显出无可奈何的情态，他心里五味杂陈难以言表。也许是他身体强壮的缘故吧，十几天后高烧自退恢复正常。真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挺着活了过来。
对于一个处于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来说，死里逃生与死神擦肩而过或许是平常事。有一次逼近黄昏时分任国勋从文水平川返回山里。过了文倚村将进开栅村时，突然从开栅口子上窜过来十几个日军骑兵。他顺势躲到旁边的高粱地里，但敌人还是发现了他。日军战马体型高大速度快，那十几个骑兵挥舞着战刀哇啦哇啦吼叫着冲过来。他在一人多高的高粱地里向深处及山的方向奔跑，敌骑兵在战马上能看到他的行踪而紧紧追赶。前边是没命地逃跑后边是杀气腾腾的追杀，紧张极了。必定战马在这么高的庄稼地里奔跑受限，速度也不快，与他慢慢拉开了距离。多亏敌人没开枪，估计是在山里扫荡没收获，返回路上要捉活的。就这样，兜了几个圈子后，终于在摸黑时分瞅准时机冲出日军骑兵包围圈跑进了山里。由于长时间一路狂奔，冲进山里后，他竟咳出了几口血。
还有一次是得益于他的机警、警惕性高而躲过了一劫。当时晋绥八分区组织了多支少而精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辟抗日工作，任国勋被抽调到武装工作队。敌占区情况复杂，环境相当恶劣，敌人力量强大，群众基础不是很好，给开辟工作带来很大不便。这一天他带领一个队员于天亮前来到汾河边上一个村庄的联系点。这个村庄距日军据点不远，联系点在村边，之前他在此住过几次，一直没事。他们计划白天住这里，晚上进村里开展工作。敲开门，主人热情接待了他俩，又烧水做饭的。饭后主人说他出去一下，很快就会回来，安排他俩藏在院子菜窖里。菜窖里铺有谷草，他俩准备休息，主人盖好窖口关好院门就走了。任国勋机警，警惕性高，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为以防万一，他俩从菜窖里出来，把窖口依照原样盖好，翻墙躲在院子对面不远处半人高的庄稼地里静悄悄地观察有无异样情况发生。不到一个时辰，隐隐约约听得有马蹄声、跑步声，透过庄稼缝隙他们看见房主人带着几个日军骑兵和骑自行车的十几个穿便衣的汉奸，还有十几个伪军向院子里扑来。这时他俩明白了：主人出卖了他们。他俩返身爬向庄稼地深处，听得有人喊叫：“出来吧，你们被包围了。”他俩顾不了那么多，找见小路爬起来就跑，其时已听见枪声与手榴弹的爆炸声了，只是不知是针对菜窖里还是他们逃生的庄稼地里。如果不是任国勋的警惕性高多了个心眼，不是被活捉就是被炸死在菜窖里。
抗战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理解、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十四年的抗战，不知演绎了多少支鱼水情深军民一家人的壮丽赞歌。
那是1943年夏的一天，任国勋在汾阳县的一个村子里给部队收集粮食。突然，日军包围了村子搜捕我抗日分子，同时也发现了穿着八路军服装的他，相随的伪军吆喝着让他站住。他赶忙跑，拐过两条街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这户人家有一个老太太两个儿子。老太太见状明白了大半，忙让他进屋躺在土炕上并给盖上了被子，又往被子上倒了不少灰渣。一会儿进来几个日伪军搜查，看到土炕上躺着的问是什么人，老太太平静地说是我大儿子，他得了霍乱病又吐又泻的，日伪军一听霍乱病怕传染，吓得捂着鼻子跑出屋外。核查良民证时问哪两个是你的儿子，老太太还是平静地说，炕上睡的和屋子里站着的这个。敌人指着院子里站着的大儿子问他是你什么人，老太太仍是平静地说不知道。敌人便把大儿子抓走了。脱险后，任国勋立即返回部队向领导汇报了此事。部队领导立刻派人打探消息设法营救。其结果是，敌人把大儿子抓回去后当晚就杀害了。第二天，任国勋连忙赶到老太太家，跪在老人面前悲愤交加、泣不成声：“以后我就是您的大儿子，您就是我的亲妈妈！”老人轻轻地给他揩去泪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说：“起来吧，别难过。以后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你、你们去做。”随即几粒硕大而晶莹的泪珠滴落到他的头上，顺着他的耳根滚落到地上，形成了一团湿云，像极了一朵鲜艳美丽的花朵。此后，任国勋只要有空就去看望老人家，直到老人去世。后来，每当他讲起这件事来，总是热泪盈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有多少无名英雄默默地支持着抗战，默默无闻地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1944年夏季后的一天黄昏时分，任国勋在交城山西社村执行完任务准备返回。突然日军包围了村子，他跑出屋外看到院门已被两个日本兵架着两支步枪挡住了。他暗自思忖，必须突围出去，不然就只有坐以待毙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迅疾跑过一个箭步上去两只手各抓一支步枪使劲夺过来往远处一扔就向村外跑去。待两个鬼子反应过来时，他已跑出老远。“哇啦哇啦”大叫的同时听见伪军高喊：“快追——有八路，抓活的，不要开枪——”随即几个日军骑兵追了上来。那大洋马跑的飞快，刹那间就快追上了。拐过一条街敌人还是紧追不舍。他急中生智，来了个急回转，大洋马怎能一下子回转过来，直冲了出去。见前面村边有个打麦场，场里有未打收的麦捆堆，他就一头钻了进去。待敌骑兵返回追来时已不见了人影，便用刺刀在麦捆堆里乱刺。还好，没被刺着。听见吹哨子的声音，日军才骑上大洋马走了。而此时的任国勋却忽冷忽热晕晕乎乎睡着了。第二天上午，人们来到打麦场准备摊开麦捆碾收时才发现了昏迷不醒的他。人们把他背回村里，原来是跑得太急出了大汗，钻进了麦捆堆又着了凉得伤寒病了，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又是打摆子病。回部队后，部队首长领着军医过来给他看病，医生号过脉后摇摇头说，病得太重脉搏微弱无药可治。其时的任国勋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医生的话听得真真切切。他心有不甘，就这样死去吗？我还要打日本鬼子，胜利后还要看望我的两位老母亲。但眼下的这处境首长也无可奈何啊。听天由命吧！过了两天部队要转移，他还是浑身发烧昏迷不醒。无奈，只好把他安置在附近曲里村一户姓褚的人家里。
姓褚的主人是个大好人，敦实忠厚，心地善良，勤劳本分，积极支持抗战。时有人劝说他不要收留：一是传染病人，万一家人传染上就没命了；二是鬼子三天两头过来，一旦敌人知道了你家收留八路军，那可是全家要杀头的啊。主人说，人家离家出门在外来这里打鬼子为啥？还不是为咱们不受鬼子欺负？现在如果我不管，他就没命了，我们做人总得有点良心啊！透过敦实无华的话语，我们分明看到了主人纯朴善良的心地。主人东奔西走四处打听寻医问药，从外地请来一位老中医给号脉诊治，说差不多能治好，但要价很高。无奈，主人就把家里粮食卖掉，又向亲戚、邻居借了不少钱给治疗。经一个多月的治疗及主人家的悉心照料，任国勋的病情渐渐好转，慢慢能下地活动行走了。又过了些日子，部队派人来接他归队。当任国勋千恩万谢并说抗战胜利后定当重谢时，主人只淡淡地说：“你们每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我们老百姓打鬼子，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才对啊！”
为了偿还给任国勋治病借的外债，这位好心人拼命地租地种地，收完秋就赴百里之外的深山老林里给人家运送木材。把木材捆在一起放入河水中，人站在木材边上，顺水漂流。严寒的山区，赤脚站在水里直冻得他双脚失去了知觉落下了一身病。但还债的事压根儿就没在别人包括任国勋面前说起过，几年后才彻底还清。那几年日军经常来村里扫荡，一听说鬼子要来，人们全家老小都要跑到深山老林躲避，可回到村里一般家里的粮食都要被抢光，人们只好吞糠咽菜填饱肚子。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年这位大好人一家是怎么度过来的。也正是任国勋治疗养病于这积德行善之家而认识了褚家姑娘桂莲，后来他们结合在了一起。应该说，他们的结合是军民鱼水情深的深化、升华和结晶。
任国勋对敌人无比仇恨英勇杀敌，对同事、同志及战友充满了真挚无限的爱。在汾阳公安局工作期间，有一位与他一道从老家蒲县来汾阳工作的老乡，他俩关系很好，都在公安局工作。时老乡是侦察股股长，他为审讯股股长。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老乡不幸负伤被俘。日军对他施以酷刑，他宁死不屈，不只誓死不讲我方机密，而且痛斥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愤处破口大骂。惨无人道、丧尽天良而又恼羞成怒、无计可施的日魔竟放出几只狼狗把他活活咬死，连骨头都没剩下。每当讲起这段往事来，任国勋总是眼含热泪，对这位铮铮铁骨的老乡战友除表达敬佩之意外，也充满了深深的怀念之情。
1943年3月至1946年10月，在晋绥第八专员公署任总务股长期间，任国勋受专员康世恩（1940年2月至1946年3月任专员）、副专员米建书（1946年3月康世恩调任雁门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接任专员）直接领导，对他们布置的任务，总是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并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任务。
1943年7月，交城县委领导交城山区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挤敌”方针，其“挤敌”斗争正在走向最后胜利，整个八分区抗日斗争形势也大为好转，为下一步开展减租减息创造了条件。根据刘少奇回延安途经交城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晋绥分局发出的《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精神，康世恩、米建书两位专员不失时机，因势利导，迅速在八分区全面铺开了普遍的减租减息工作。分区机关上下团结，同心同德，诸如进行退约、换约、抽债约、赎地，反恶霸斗争，防奸自卫，组织和武装群众从反抢粮、反维持、反反贪污、反恶霸斗争逐步开展减租减息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任国勋带领他的总务股人员深入山庄窝铺，挨门逐户做工作，耐心细致地给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减息政策，真正让群众了解减租减息与抗日战争及跟自己切身利益的关系，让老百姓消除不敢减租减息的顾虑。
有一次，他们在交城横尖村组织召开了减租减息试点动员大会，发动群众对地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鼓励群众站出来勇敢地揭露地主残酷剥削的罪恶。当时饱受压迫又情绪激昂的农民们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控诉并揭露恶霸地主欺男霸女、巧取豪夺、霸占八道沟的全部社山不许群众上山砍柴的罪行。针对这种情况，康专员委托任国勋把群众控诉、揭露的恶行之条款一一落实，而后进行定夺处理。科班出身的任国勋明察暗访，走村入户，耐心听取群众呼声，细细作了笔记，做到所有言行都有源主，为康、米二位专员做处理下结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保证。后来，根据群众要求和调查实据，把这个恶霸地主抓了起来，把八道沟社山还给了群众。这件事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各县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任国勋也受到了分区的表彰。1944年晋绥行政公署在关于《晋绥边区减租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他们减租减息并开展反霸斗争的经验。
任国勋在八分区机关任职的那几年正是抗战从艰难困苦中走向最后胜利的时期。起初，近一年的时间里，作为总务股长的他，后勤保障就是个大问题，物资严重缺乏，不仅缺吃少穿，而且缺医少药。虽然条件很艰苦，但他跟大家的革命热情很高。他曾戏言：跟米（建书）专员吃“米”，跟康（世恩）专员吃“糠”，“米”“糠”不分是谷子，谷子养活了咱八路军。后来此戏言传遍了八分区。尽管这是开玩笑的话，但苦中取乐，表现出了同志们高涨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那年天气干旱，根据地粮食欠收，加上日军的严密封锁，任国勋征集到的粮食主要是高粱，大家只能吃高粱米。这种高粱米饭吃久了就上火，肚子里虽涨得厉害，可大便干燥拉不出来。大便一次非常痛苦，甚至肛门出血，实在不行就得用手指抠、掏。生活确实艰苦，可没一位同志退缩，抗战工作热情不减，确是同甘苦共患难。看着大家如此吃喝且难以排便，任国勋很是内疚，康专员便劝导他说这是日本鬼子造成的，不要自责，要看到光明，提高大家的勇气。
在长期的工作中，任国勋与两位专员建立了革命的深厚的战友情谊。1945年初冬，带着抗战胜利的喜悦，在康专员提议下，经组织批准，任国勋与褚桂莲结为夫妻。那天，两位专员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以简短的话语道贺致喜，祝福他俩心心相印、白头偕老，并鼓励他们为革命多做贡献。
1944年深秋，随着“挤敌”斗争的胜利，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大有转折，八分区机关的生活状况也有所好转。有段时间任国勋经常化妆成老百姓模样，赶上毛驴去敌占区文水平川的集市上，采购机关所需的办公用品及生活用品。有一次他准备下山去采购，康专员叫住他说，他们住的窑洞土炕潮湿寒冷，双腿抽搐且疼得难以入睡，听说狗皮隔湿保暖，委托他看能不能想办法买一条狗皮褥子。说着康夫人拿出仅有的点儿积蓄交给了他。下山后，任国勋一边购置其他物品，一边打听狗皮褥子的货源卖处。费了好大周折才买了一条狗皮褥子带回来交给了康专员。几十年过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任国勋夫妻俩去北京看病，住中组部招待所，恰好碰上多少年未见的老领导原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两人在一起回忆往事谈到了康专员，解学恭提议该去看看康世恩，任国勋说好。时康世恩为国务院副总理，听说任国勋夫妻俩在北京，立即安排秘书带车来招待所将他俩接到家中。刚到大门口，就看到康副总理夫妇俩在门口等候。进入家中，任国勋对康夫人说：“您还认识我吗？”“这辈子不会忘记你，你给我们买的狗皮褥子一直用到现在，还铺着呢。”然后将他们带到卧室掀开床上铺的床单，看到底下的狗皮褥子。康副总理站在旁边扶了扶眼镜说，后来我俩好长时间才还清了借的钱，任国勋点头说我知道。这块狗皮褥子是他们革命友谊的象征，隔湿、保暖、暖心，永久永久……老战友见面格外高兴，他俩在康副总理家吃了晚饭。临别时康副总理夫妇向任国勋夫妻俩赠送了由他们签名的照片作为留念，并一直送到门口，看着他俩坐车离去。
新中国成立之初，任国勋历任晋南公安处政治协理、晋南检察院副检察长，1957年10月至1966年7月任隰县县长长达九年之久，1966年8月到山西省闻喜县搞“四清”，被任命为代县长，文革中受到冲击，直到1969年10月任隰县县委核心小组副组长兼革委会副主任，后负责筹建交口县工作，任交口县核心小组副组长兼革委会副主任，交口县委副书记，隰县县委副书记，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1985年9月离休。
任国勋为革命事业奋斗奉献一生。从1937年投身抗日烽火浪潮，特别是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起他就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了党，交给了革命事业，并毕生为之奋斗。战争岁月背井离乡、出生入死，和平建设时期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在职期间兢兢业业、废寝忘食，离休后心系人民、发挥余热。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矢志不渝地为党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默默无闻、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地奉献着自己，真是生命不息，信仰不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蒲县、汾阳、交城、隰县、闻喜、交口等县都留下了他跋涉奋斗的足迹，不辞劳碌的身影与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和声细语的声音。在隰县任职期间，翻山越岭、爬山涉水，走遍了全县的大小村庄，逐一了解各村的生产、群众生活及其他方面的情况。大部分村庄在旧社会没有见过县太爷来过，因而老百姓很是稀奇又感动。1972年，交口县委在毛主席东征路过的大麦郊公社召开党代会，任国勋乘坐交口县唯一一辆老吉普车前往，结果走到高庙山下大坡时刹车失灵，多亏司机沉着冷静、技术高超，把车撞向路边的大石头上轮胎爆掉才停了下来，距前边的深沟仅有几米远。任国勋从车里爬出来，浑身多处受伤，同行者要送他去医院处理治疗，他却说这点伤算得了什么，不能误了开会，说完在路旁搭了一辆过路卡车继续赴大麦郊参加党代会。他们育有七个儿女，只有妻子生第五个孩子时他在场。生小女儿时，他在闻喜县搞“四清”，大半年没回家，直至小女儿见到他这个“陌生人”时吓得“哇哇哇”大哭了半晚上。
任国勋党性强，实事求是，为人正直，原则性强，具有很强的协调能力。他参加革命早，几乎各个时期都是大小干部，故而锤炼出了很高的领导艺术，具有很高的工作水平。和平时期他任职的二十年间，一人充当两个角色，既是县委副书记又是县长，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既要当好主官又要当好助手，工作起来确非易事。那几年恰逢分县合县：1958年6月至10月隰县、大宁县合并为隰宁县，1958年10月至1961年5月隰宁县、蒲县、永和县、石楼县合并为吕梁县，后石楼、蒲县从吕梁县划出，剩余仍称吕梁县，1961年5月至6月间永和、大宁县又相继从吕梁县分出，撤销吕梁县，恢复隰县建制，分分合合任国勋一直为县长，县驻地也一直是隰县城。当时情况相当复杂，各县不同程度上都有亲近性，协调起来实属不易。当时，跟任国勋搭班子的县委书记就有四任，性格有异、文化程度不同、思想认识不一样、党性修养不尽相同、理论素质工作能力均有差别，常委多达20人、副县长7人，协调起来谈何容易。不过，一旦有意见分歧，经他沟通协调，均能以大局为重，融洽相处，干好工作。任国勋，功不可没！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一年他去临汾参加全区粮食征购会议。会上给吕梁县下达的征粮任务很重，超出实际情况。吕梁县所属各地的粮食收成他了如指掌，按照会议下达的指标肯定完成不了。会议中间休息时，他找到李学敏专员反映吕梁县的实际情况，请求将征粮任务核减下调，但李专员坚持任务已下达不能更改。会议结束后，任国勋顾不上吃饭，向人打听李专员家的住处，要在李专员家门口等他回去反映情况。当李专员得知他还没吃饭时，请他在家吃。饭间任国勋又提到了征粮问题，两人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结果任国勋放下碗筷不吃了，还拍了桌子，走了。过后任国勋说，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否则老百姓受罪，我怎么向吕梁县的基层干部和老百姓交待？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专署就派人来吕梁县作深入调查，其结果是：由于连年天旱粮食减产。这样，如果按照会议安排的照办，征收任务确实太高。调查组回行署作了汇报，专署遂对吕梁县重新下调了征粮任务。过了一段时间任国勋去临汾行署开会，见到了李专员当面道歉。两人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互相也都了解，一笑了之，握手言和。
文革初期，两派都想利用他的影响力来壮大自己的组织势力，让他站出来参加他们的组织，结果都被他一口拒绝。他坚持党性，不搞派性，并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这样打闹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不能跟着你们瞎干，相信共产党总有一天会拔乱反正、弄清是非的。
任国勋心里装着人民，一生为民着想，平易近人，从不居功自傲、显赫名声、争权夺位。在他看来，老百姓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只有关爱衣食父母，才能做好“父母官”。因而，他始终没有官架子，从不居功自傲、显赫名声，始终不以老党员、老干部、老革命自居。为官一任，总要走遍当地的村庄农舍，同群众在一起倾听群众呼声，嘘寒问暖、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因而他的口碑极好，赢得了人民的爱戴。文革时期他受到冲击靠边站。有一次被带到交口乡（时为隰县北边的一个乡镇，1971年由孝义、灵石、隰县各划出一部分组成了交口县）批判，会后在交口食堂吃饭，他远远地一个人单独坐在一边。这时，一位做饭的端着一碗饭走到他跟前说：“走资派还能坐着吃饭？站起来！”他赶快委屈而又乖乖地站了起来接过一大碗面条。待送饭人转身走时，他用筷子挑了一下，竟发现下面全是肉。望着送饭者远去的背影，他眼眶湿润了，脑海里浪涛翻滚……顾不得多想什么了，他把碗举得高高的，狼吞虎咽地吃了这碗不寻常的面条，生怕被造反派发现而祸及无辜。老百姓心里有杆秤！他常常说，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一定要心平气和、平易近人地尊重他们，帮助他们，却不可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我们共产党就是靠人民群众起家的，就是靠人民群众发展壮大的……
1960年初，晋南地委决定让他担任隰县县委书记，他让位别人，自己继续担任县长。1981年他任交口县委副书记，正逢干部人事调整，当年的老搭档时任省委书记的李立功想让他去别的县担任主要领导，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我岁数大了，腾出位置来让给年轻人上吧。再说，我虽是蒲县人，但多年来一直工作在隰县，对隰县的山水有感情，对隰县人民有感情，我就回隰县吧。”当着李立功书记的面明确表态，“就是回了隰县我也不干一把手，把位置让给年轻干部。”在他再三请求下如愿以偿地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隰县任县委副书记。
任国勋一生廉洁自律。他从政几十年，公私分明，严于律已，公家的财物不贪，别人的礼品不收。每当看到有人提着礼品来时，先让人把礼品放到门外，然后才让人进来。有时候不留意放下礼品人走了，一定要想方设法给退回去。当年午城酒厂酿出一种新产品，想送他两瓶尝尝，结果他只允许留两个空瓶观赏。1962年压缩城市供应人口，按照当时政策规定压缩籍贯为本县的干部家属，他老家是蒲县，不在压缩范围，但他还是带头把老母亲和三儿子的城市户口压缩回蒲县克城。在交口工作时，有一次他拉着小女儿过街。看到路旁有卖苹果的，小女儿就嚷着要他买。卖苹果的见状，就说：“任县长，我是隰县唐户村的，这些苹果树还是你带人给我们村栽的，你就拿上些给孩子吃吧。”任国勋道过谢后拒绝了，拖着小女儿就走。回家后告诉小女儿他身上没带钱。其实，他是不想白吃人家的东西。他父母亲那边和岳父母这边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几十年间没给一个人安排过工作，即使有寻上门要求的也婉言拒绝。就是他的七个子女也都是自力更生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包括上学、工作、成家等从没享受过父亲的“特权”。
任国勋一辈子勤俭清贫。即使是担任县长的那些年，有谁相信他一年四季一身衣服，冬天是棉衣，天热了就掏掉棉絮变单衣，裤子上补丁加补丁，换季时让妻子一整夜改制衣服，要不第二天上班就没穿的了。1958年冬大炼钢铁时，他多半年没回家。妻子生下孩子有段时间了，寒冬腊月连生火的炉子都没有，李立功书记探望时发现了这个情况，才派人送过来一个小铁炉。1966年在闻喜县搞“四清”，每次开会他总是第一个坐在会议室，李立功书记发现后问他，怎么常常是你早早坐在会议室，他说我没手表不知道几点，怕误了开会，就早早来啦。李书记说你怎么不买块手表，他说家里人口多买不起。事后李书记就借给他钱买了块手表。这是他任县长八九年来年近50岁才第一次戴的手表。后来他和大儿子积攒了好长时间才把表钱还清。
任国勋同志，做人的楷模，做事的典范。
“今天我们悼念他，就是要像他一样无愧于人生，无愧于使命，勤政务实，清正廉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任老的一生是勤恳工作的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功绩辉煌的一生。他以自己数十年来勤政为民、政绩卓著赢得了隰县人民和原吕梁大县几十万干部群众的拥戴，在人民面前展示了共产党员和党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在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人民公仆爱民、敬民、为民办事的巍峨丰碑。我们悼念他，要学习他的高尚品德。我们缅怀他，要发扬他的优良作风，以他无私奉献、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做好我县的各项工作。”2000年4月任国勋同志不幸病逝后悼词中如是说。（ 白尚立）
参考资料：任静编撰的《追忆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