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济川举人简介

山西省孝义市兑镇石像村人，是一个“举人村”。其举人就是三晋大地著名的冯济川先生。

冯济川（1859-1928）字秋航，自号石像山人。清末及民国初期，三晋杰出的教育活动家，山西省著名的藏书家。幼年聪颖好学，后就学于汾阳西河书院和省城晋阳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科中举，清末，曾任陕西长安县知事，陕西高等学堂国文教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东渡日本时，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之分校经纬学堂。次年七月学成回国，执教于山西师范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在太原创办全晋公立中学堂，被推为教务长。在孝义兑九峪（今兑镇）创办高小学堂，在太原创办公立女子学堂。民国元年（1912年）5月，被学部委任中央教育会议员，山西仅此一人。翌年任省议会会员。晚年回归故里，边教书边著述。一生著书立说百余卷。民国十七年（1928年）病逝，享年70岁。他是近百年间对孝义本土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

冯济川出身于土大夫家庭。父亲冯怀永，曾任汾州府学，禀贡生侯诠训导。舅舅郝金科是“清赐奉直大夫禀膳贡生”。祖父冯秉福，曾以国子监太学生例赠文林朗。冯氏世代为文，为乡里百富，到冯济川时主要是经营当地的煤矿，兼办教育。1900年前后，冯济川任平遥书院山长，1902年又在本地创办“辅仁文化社”，专事乡中有志深造报考山西大学堂的指导。他的二弟冯睿川、三弟冯江川也都是县学生员，国子监太学生，在兑镇曾办过体元堂药店。

冯济川是光绪三十年（1894年）秋中举，时三十六岁，是年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他是庆考的七十举人之外，慈禧唯一恩赐的一名举人。当时皇帝因他才华出众，见识卓越，赠给他一个金制的小钟，但因冯属于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改良派，引起大臣们的不满，后又将金钟要了回去。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首批幼竟赴美留学，从此开始了中国近代留学史。1904年，山西巡抚张曾  从山西大学堂、山西武备学堂、山西师范大学堂中选出50名学生留学日本。冯济川就是其中的一名，那时他已四十六岁，是孝义公派的第一位留学生。这批出去的留学生大都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很多人有功名。冯先生在《石像山人年谱》中写道：“吾自八月十一日，入经纬学堂，研究教育之法，其他学科，以年事已过，不复措意，岁杪思新念切，心烦意乱，不知所为矣。”第二年春天，冯济川代同学拟《张中丞再游学书》写道：“方今海奸各国，曰以瓜分中国为言，日俄之心尤为叵测，如不自振，印度安南之绩殆不远矣。”“法愈变愈穷，列强日逼而日甚，若仍杂药并进，恐适以速亡也。生等蒙培植之恩，派学师范，推原盛意，诚以欲振兴庶务，非人才众多不可；欲作育人才，非教育得法不可。教育得法，然后可统一人心，为富国强兵之计”。此书上后，张中丞又派二批留学生到日本，他回到中国。留学热潮是清末山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如同一股新鲜的血液被注入到清末山西沉闷僵化的躯体之中，使古老的山西充满了活力。

二，冯济川举人在山西保晋矿务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垂涎于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纷纷入晋调查，同治元年至同治四年（1862至1865年），美国人奔卑对山西地质进行了首次考察。同治七年到同治十一年（1868-1872年）德国人李希霍在七次入晋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中国》一书，对山西地质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载。英国人也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果：山西储美量达13000亿吨，是当时探明英德存煤总量的1.86倍，美加存煤总量的2倍。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就将山西的矿产资源作为其掠夺的重要对象。

光绪十八年（1892年），山西巡抚胡聘之向清朝政府建议，开发山西煤炭资源，振兴全国工业。不过，胡聘之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清朝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却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1897年，意大利商人罗沙弟在英国伦敦组织了旨在开采中国山西矿产的“福公司”，他来到中国不久之后，就认识了刘鹗和方孝杰。刘鹗即小说《老游残记》的作者，江苏丹徒人，字铁云，清末著名的小说家，精通数学、医术、水利等，曾做官至候补知府，旋又弃官经商，是一位既有官场经验又有商场经历的人物，刘鄂起初以自己的声望鼓动巡抚胡聘之，将山西矿产典于洋人，并四处游说：“货恶弃于地，不则藏于己。”罗沙弟就利用刘为他们窃夺山西矿权服务。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年底，胡聘之在刘鄂等人的唆使下，批准刘鄂以晋丰公司的名义向外国银行借款1000万两，与罗沙弟等人共同开发盂县、平定、潞安、泽州等地矿产。于是，刘鄂、方孝杰同罗沙弟主持的英国福公司正式签定了《清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和《清办晋省矿务章程》。福公司的总裁是英王孙女的丈夫葛尔纳候爵。为了防止境内人民的反抗不满，清政府还特别委派政府人员料理和帮助福公司开展工作。不久，俄国也以俄华银行的名义取得了汾河流域的采矿权，其他新帝国也纷纷插手，要求利益均治，一时山西各大矿山几乎全部沦于外国人之手。

山西矿权一再被列强窃夺，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极大愤慨。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爆发了山西人民收回矿权的反帝爱国保晋运动。山西大学堂和省城的中等学堂学生首先罢课抗议，随后各州县学堂的学生和山西在国外的留学生也迅速掀起了学生运动的高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留日学生景定成以垒仇为笔名，在《民报》发表《清政府决意卖送汉人矿产》一文，大胆揭露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同时，在东京政府大学留学的阳高县人李培仁投海自杀，以示悲愤之情，唤醒人民起来保护矿权。九月，在日本举行了学生大集会，留学生代表梁善济、景定成、王用宾等护送培仁遗体回国，十月在省城太原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各界人士3000余人参加了抗议活动。这时，山西绅商积极参加收回矿权斗争，将收回矿权舆论宣传抗议转变为筹资赎矿的实际行动，并最终演化为一场规模宏大的山西人民爱国争矿运动。

这年冬季，冯济川、刘懋赏等有威望的山西工商业界人士，联名禀山西巡抚恩寿创设保晋矿务公司，以赎回矿权。原拟由山西各县钱粮捐加成作公股，但由于省府银两拮据，地丁税捐又远水解不了近渴，赎矿之银尚缺100万。英国福公司以为晋人一下子没有这么多款，非败不可。

冯济川先生在《石像山人年谱》中写道：“秋七月，先妣病，为公立开学及福公司争矿，不得己而暂进省……预备与福公司交涉。八月四日自南来晋，余拟面即告假归，连日大雨滂沱，心进意乱，十月家中人来，余骑快马次日晚归，已抱终天之恨，不复再见吾母矣，呜乎痛哉。而省垣官绅尚疑余为福公司避也，独廉访信之殷勤致唁，谓中秋后同刘笃敬、梁善济、崔延敬进京与福公司分开谈判。”“时京省函电敦促，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一日进省，十四日由省进京，往见丁廉访及渠本翘，刘梁霍于南城之刘家花园，廉访云矿议，谈判七次，近日已有成议，我辈当前敌心尽力疲，君可速归省借见款一百万金以备书押了结。以后盾事也”。为了促成赎矿成功，冯济川几次进京，多次前往太谷、祁县、平遥，动员晋省各票号倾力资助，最后“定借银百万，利息一分，以全省亩捐四十万作抵，期年本息清还，渠本翘出约，宝中丞作保，如到期不还三人是责，决不食言。”遂签约结束，共赔款二百七十五万，见交百万，余三期分交，而福公司乃大失望，在福公司以为晋人吝啬，百万巨款，岂能咄咄立办，不能则仍可干旋，今若此无他望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山西绅商经晋省京官赵国良等奏准农工商部立案，正式成立保晋矿务总公司，设在太原海子边，渠本翘任总理。王用霖协理。同年12月18日，福公司将盂县等五处矿权付还，索银275万两。此后，山西全省煤矿的开发由保晋公司统一经营。

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创办，是山西近代工业史上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它直接推动了一批采煤企业的诞生，像阳泉的建昌公司、平陆的矿务公司，泽州的晋益煤矿公司，以及创建于孝义的华兴公司等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山西近代煤炭业的绚丽景观。

三，石像村的“一百零八义士”

日本帝国主义从1938年侵占孝义以来的三年中，对孝义人民采取了种种残暴的血腥镇压手段，企图用烧、杀、掠，扼杀抗日力量。但是，孝义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这三年中，孝义人民离开故土，纷纷参加抗日游击队、八路军，人数达一千余人，期间，最为突出的就是抗日模范村石像村和该村的“一百零八义士”。

抗战前，石像村约有一百二十户，计六百多口人。该村座落在孝义城西20公里处的黄土高塬上。村南有一条宽阔的河滩，河水长流，柳树成行，是通往晋西隰县大宁的要道。河北隔一小山，村边又是通往本县沟南、前岭等村的人行便道。村庄位于交岔路口，依山傍水，素有“煤乡”之称。

1936年，东征的红军曾在石像村停留过一天。他们在村头演讲，用大量事实痛斥了日本侵略者在东三省所犯的滔天罪行，激发了村民的抗日激情，决心跟着红军闹革命。当时就有冯二元、冯水全、冯七斤、冯四孩、王应中等协助红军活动，成了石像村最早的抗日积极分子。当红军集队离村时，村民们恋恋不舍，跟随其后鼓掌相送。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向我华北疯狂进攻，侵占山西，太原沦陷。石像村在太原上学的、当工人的、当省督学的，还有在汾阳上学、经商的青壮年，先后陆续回村。他们目睹了村南河滩上蒋阎军队的节节败退。不久，日军占据了离村仅五华里的兑九峪，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石像村民也深遭其害，义愤填膺。村民们又亲眼看到八路军、游击队夜以继日地奔赴前线抗日，大大激发了他们的抗日救国激情，一群一伙奔赴抗日前线。从1937年至1938年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在八路军、牺盟会的宣传发动下，全村有一百零八人参加了抗战，占全村人口的20%，或在民主政府工作，或在村搞支前工作，或参加了牺盟会，或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世人称之为“一百零八义士”。

在这一百零八人中，最为突出的是皮影老艺人冯廷云，相继送四个儿子即冯进文、冯进武、冯进川和冯进山参了军。在这一百零八人中，有四五十岁参加抗战的，如冯政忠年近50岁了，还在抗日民主政府当了炊事员；也有十三、四岁参加抗战的，如冯万金才十三岁就当了决死二纵队的通讯员。在这一百零八人中，还有曾在日本留学，后多年在省城任督学的冯芝惠，日军占据兑九峪后，多方威逼他担任翻译，他一直装病不干。但被释放回家后，他当日夜里就参加了抗日政府工作。即使外出参加抗战的同志们，还多次向自己的家属亲友写信，动员其出钱出粮支援抗日的。大学生冯芝元连续两次从决死纵队驻地贺家庄，给伯父冯渭、父亲冯冼写信动员他们将“玉升公”粮店的粮食支援了抗战。冯丕贞动员他姐夫将两箱医药，德国“606”、“914”等西药支援了抗战。

1938年初至1942年是石像村以物质支援抗战的高潮阶段，全村约计支援粮食3600石，土布1200丈，军鞋400余双。村民冯渭、冯冼兄弟二人，从兑九峪镇开设的“玉升公”粮店中支援小麦、黑豆、小米等700石（店内仅存200石），银元300元；冯鼐捐献白洋500块；梁振林一家支援粮食150石；冯芝温在村里开磨店，土地也较多，支援粮食140石；冯光仁把准备盖五间房子的木料，全部支援了八路军，为汾离公路战役赶制担架。全村有15匹驮骒，20多头毛驴，3辆铁轮牛车，除耕种土地外，全力以赴为决死队、115师、抗日民主政府等运输粮食和物资。

冯进武参加决死纵队后，在汾阳峪道河与日军撕杀被俘。敌人软硬兼施，威逼投降。而他坚强不屈。最后，敌人下了毒手，将他捆绑在一棵树上，让狼狗活活咬死。同时遇难的还有石像村的冯芝松； 冯根和参加决死队曾任排长，他经常带领战士在孝义白壁关一带伏击日军。在一次伏击战中，发现日军汽车满载着日本兵，他将手榴弹扔在汽车上炸死敌人数名。又一次伏击战中，他代理连长执行任务，不料被敌人后卫队发现，对他们进行四面包围，在激敌中冯根和英勇献身；冯应屿在山西交城山地区打游击战，一次带领战士们上山打柴，时逢倾盆大雨。他避在山窑里，山瓦倒塌，不幸身亡，被誉为“石像村的张思德”；冯全英是孝义县第一个投身抗日的妇女。她经常深入敌后开展工作，深得民心，后嫁抗日时期中共孝义县委书记梁占祥，因长期艰苦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以身殉职，多次受到抗日政府的嘉奖，荣获抗日战区“模范妇女干部”的光荣称号；冯芝元任决死纵队参谋，“晋西事变”时，部队驻扎在汾西县清乡镇，被混进部队内部的一个国民党特务（参谋）投毒杀害。据现在查清的情况统计，石像村光抗战烈士就有20多名。

1938年夏天，日军从阳泉曲等村返回兑九峪时，路经石像村南河滩，时值中午，日军将枪架在河边，跳中河水中洗澡。石像村放羊工冯致和发现后，立即联系村民冯芝甫、冯世隆乘机将一个日军士兵逮进山沟，送往郭家掌抗日部队；又一次，从石像村东南处侵略军的据点上，下来一个日本士兵，到了石像村里矾场打手势问有没有八路军。场主冯宝利发现后，立即回村叫了冯芝甫、冯法珠等人，当即活抓送到抗日部队；还有一次，冯德光、张平安等人发现一个汉奸敌探后，立即追捕捉拿，当夜扔入村西枯井村，以使日军再也不敢在石像村一带骚扰，整天龟缩在兑九峪的调堡中。

1942年日军撤退兑镇、孝义后，孝义重新沦为阎锡山的统治区。被视为“叛军队”的石像村，遭到了阎匪的血腥镇压。阎政权通告：凡是“叛军”家属没有任何权利，其它亲属实行连环保，保证断绝和所谓“叛军人员”的任何联系。阎匪对抗战家属和政治犯采取了狠毒的手段：一是抓捕审讯，严刑拷打。抗属冯衮、冯甫、冯芝梅、冯丕贞、冯芝贤、冯根元、冯元厮被抓捕关在后庄村冯沟土窑洞内严刑拷打，冯廷云、冯光义、冯丕亨等人被扣压在伪区乡县政府院内严刑拷打；二是血腥屠杀。冯俨因去晋绥区探望儿子冯法中（现名冯松，居住北京），返回不久被阎匪刀砍在兑九峪河滩。郝根元给抗日政府运送子弹暴露后，被阎匪用乱石砸死于兑九峪河滩。还有一些抗日军人的妻子被阎匪逼迫改嫁。

冯俨，字敬卿，小学文化程度，自幼家境贫寒，在商店当过学徒，又在柳林做小生意，后在兑九峪经商。冯俨有胆识，有魄力，多交朋友。除当时的共产党马佩勋、冯克武外，还有一些各地的进步人士与他常来往。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他毅然将独生子冯法中送去参加了八路军。他本人则仍以商人身份在石像村兑九峪一带从事抗日活动。1941年日军从兑九峪撤走后，一些地方绅士高世汉、马国良等集股在兑九峪开办“复兴久”商号，推举冯俨为经理，经营范围包括棉布、杂货等。因为他们经营的物资主要来源于孝义、汾阳等敌占区。所以困难很大。冯俨便利用亲友关系，通过四县的敌工团团长白太冲，把一批批货物运回兑九峪。这些货物一些在本地销售，一些则运往晋西北支援抗日革命根据地。后来日军撤离孝义县城后，阎锡山的骑兵军进驻孝义城，同时在全孝义建立了阎伪政权。情况发生了变化，但冯俨仍以“复兴久”为基地，又和骑兵军二师师长搞好了关系，并与兑九峪的青红帮、统委会挂上钩。就这样，冯俨机智沉着地和敌人周旋，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掩护革命活动、支援根据地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42年阎伪政权血腥镇压抗日家属，把抗日家属抓捕在后庄村冯沟土窑洞内时，冯俨多次回到村里活动，动员石像村村长冯大俊出面，由群众写保状，村公所盖了章，然后他带上保状四处奔跑。通过伪政府上层人物的特殊关系，终于使这些抗属获释脱险，免遭迫害。抗战胜利后，冯俨到晋西北探望儿子冯法中，受到部队首长的热情接待。在一次晚会上，还同贺龙、王震、张稼夫等一起观看了晋剧《打金枝》。返回兑九峪后，喜逢兑九峪第一次解放，冯俨兴奋至极，立即动手为进驻兑九峪的八路军筹粮筹款。由于他在群众中有威信，被当选为兑九峪商会会长。在兑九峪龙王庙“庆祝兑九峪解放大会”上，光荣地登上主席台讲了话。后来八路军战略撤退，兑镇又沦为阎统治。由于坏人的告密，1947年农历9月17日夜晚，冯俨不幸被捕。同夜被捕的还有给他搞联络的钉鞋匠陈昌明，后庄村抗日家属刘兆吉的爱人，以及为抗日政府传送情报的武立汉、张田元、张万青共6人。当夜，阎匪对被捕的这6人进行了严刑拷打，威胁审讯。特别是对冯俨更是酷刑拷打。逼问他什么时间，为什么去“叛军区”探望？为什么不动员儿子返乡？为八路军搞什么活动？同伙是谁？冯俨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然斩钉截铁地回答：“探望儿子是父子之情，因为他是个好儿子，不动员儿子返乡是因为他干的对，是为了革命……”凶狠毒辣的阎匪用尽了各种手段，也从这六位同志身上丝毫没有得到什么他们所需要的。阎匪气急败坏，在绝望中使出了最后的手段。第二天上午，阎匪将冯俨等六位同志五花大绑押送去刑场。在兑九峪的大街闹市穿行时，冯俨他们从容自容，大义凛然。兑九峪及邻村的老百姓沿路相送，无不为之感动落泪。押到兑九峪河滩寺沟后，将冯俨、陈昌明用刀砍死，刘北吉的爱人和武立汉被枪杀。冯四元、张万春兄弟二人陪绑后继续入狱扣压，直到孝义第二次解放才出狱。冯俨惨遭杀害后，家属也未能幸免，刽子手们立即查封了他家，进行了野蛮的搜抄。他们一拥而入，翻箱倒柜，能拿的就拿，能摔的就摔，拿不走的全部贴上封条，将其家属赶门在外。家属们哭得死去活来，真是惨不忍睹……

石像村这样的抗日事迹举不胜举，多次受到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的表彰。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傅立民亲自把绣有“抗日模范村”的锦旗赠给了石像村。石像村“一百零八义士”的大德大举，再一次彰显了孝义人民“仗义行孝”的伟大精神，使这样一个古老的村庄永放光芒。

作者：马明高，山西省孝义市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三届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第三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剧作理论专委会副秘书长，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吕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吕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吕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中华文学选刊》《当代作家评论》《百家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名作欣赏》《文学报》等报刊，出版著作二十多部，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文艺评论奖和全国网络评论优秀评论文章奖等十余项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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